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服务于政治。对外战争这种捍卫民族和国家的尊严的铁血军事手段应该是万不得已的策？

战争与政治的交织

战争，作为政治的锋利刀剑，常常被视为捍卫民族和国家尊严的最后手段，这种铁血军事策略,是否真的应该是无奈之选？

自古以来，季节更迭，情感随之起伏，秋天并不总是寂寥的象征，而春天也并非总是胜过秋日，生命中的起起落落，却如“好雨知时节”般，恰到好处，春日播种，秋日收获，这是大自然的律动，也是人生的节奏，而当我们站在高山之巅，俯瞰众山，那种一览无余的感觉，是否也象征着人生中的抉择与视野？在风雪中，战士们的坚韧与决心如弓刀般锋利，而国家的破碎与山河的依旧,则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当我们谈及生死，面对生命的终结，是应该像插满管子般顽强抵抗，直至最后一刻，还是选择一个有尊严的、从容的告别？这无疑是一个深重的命题。

提及我家之事，我的丈夫曾是一名医生，他经常直面生死的抉择，他对于那些明知无法挽救却仍极力抢救的行为持有异样的观点，他常说，若我们中有人至此境地，不必再行抢救，命运总是充满了意外，在他52岁那年，一个平时看似健康的身体却被诊断为胰腺癌晚期,且已发生肝转移。

面对这样的诊断，虽然上了手术台，但主刀医生告诉我们已无法手术切除，我们选择了姑息手术，主治医生建议隐瞒转移的事实，以让他能够更好地配合治疗，因为胰腺癌的恶名昭彰，被诊断为晚期后的生存期往往不超过一年,而且治疗手段常常效果有限。

作为医生的他对自己的病情心知肚明，他想放弃治疗，而我周围的人也纷纷劝我放弃，但我仍不愿放弃任何一线希望，毕竟他还不算年老，我坚持为他进行化疗，两个月后，虽然有些效果，但因副作用大且可能出现耐药性，我们不得不停止，随后尝试了一个月的中药治疗，但病情却进一步恶化，他变得骨瘦如柴，体重从原来的140多斤降至一百零几斤,饭量也大减。

我们再次寻求治疗方法，尝试了免疫疗法三个月，然而并无效果，疼痛反而加剧，无奈之下，我们选择了神经阻断手术，那时，他已不再想这样无质量地活下去，一心希望能安乐死,但在中国这并不被允许。

在他的最后时刻，全身水肿的他坚持不去医院，希望在家中离世，我害怕他在家中的情况无法处理，只能在他清醒的那一刻送他去医院，我要求医生只做基本治疗，让他少受痛苦地离开，但医院有自己的规定和流程，我作为外行并不清楚哪些治疗是必要的，看着他全身水肿、陷入昏迷，只有疼痛难忍时才发出呻吟声，我一次次去找医生求止疼药，连输液都成了问题，针扎的地方都会肿胀,液体顺着针孔流出打湿了整个床单。

作为家属，我们都希望留住亲人的生命，尤其是那些还年轻的，但若换位思考，我并不愿意在这样被抢救中度过余生，我宁愿有尊严地离去，我想病人也是如此想的，只是那时他已经无法表达了，人生终有一死，既然无法避免,何必在临终前再增加痛苦呢？

在这场与命运的较量中，我们或许应该重新审视何为真正的尊严与生命的价值，放下执着与抵抗，让生命自然地走完它的旅程,也许是最为尊重和爱护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