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暴政导致了社会动荡和人民反抗，而汉初的政治清明和经济恢复为统一奠定了基础。汉高祖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分封功臣、削弱地方势力等，巩固了中央集权。匈奴问题也为汉朝统一提供了契机，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使得各路诸侯难以联合对抗。秦末的大乱与汉初的稳定相结合，最终促成了汉朝的迅速统一。
秦朝灭亡后为什么没有再出现长期的分裂割据，反而被汉朝给快速重新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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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之所以没有重蹈秦朝的覆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在“大一统”体制问题上，秦是一个首创者和探索者，没有经验可借鉴和遵循；
其二是接班人不靠谱，不仅没有对体制缺陷进行修复和改进，反而进行了破坏性实践。
下面做一下具体分析。
一、先秦大势
夏朝“咸有九州”、“协和万邦”；
商朝“景亳之命”大会时得3000诸侯拥护；
周朝“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从万到千再到不足百，到战国时期更是所余者其七，神州大地经过不断兼并和整合，经历了一个从零散部落到大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诸侯割据的集聚过程。
而到公元前221年，始皇帝“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真正实现了宇内混一，第一次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基础。
遗憾的是，十代生聚，却经不起一代折腾，包括始皇帝在内数代帝王的努力，二世胡亥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给败了个精光。
陈胜揭竿，狼烟四起；项羽接力，遍封诸王。
看上去，中国又要进入一个诸侯割据的混乱时代。
但是刘邦对此说“不”。从公元前206年到202年，仅仅四年的时间，便让一个强悍、巍峨的王朝——大汉——在秦王朝的废墟上脱颖而出，并绵延400年之久。
二、秦代为消除割据进行的前期试验
灭六国之后，始皇帝为确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可谓费尽心思。
第一，贾谊《过秦论》：“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布置完这一切后，“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大秦可以千秋万代永远传下去了，于是自号“始皇帝”。
第二，迁六国后裔。统一全国后，出于强化中央集权的考虑，秦对六国贵族进行了强制性迁徙，这在诸多史书中都有记载。如《史记》和《汉书》等载：“其后秦伐魏，置东郡，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齐）王建遂降，迁于共”、“班氏之先······秦之灭楚，迁晋、代之间”、“赵王迁流于房龄”、“韩哀侯少子婼……徙下邑……”、“上官氏……迁陇西之上邽”。这样一来，六国后裔被连根拔起，全部离乡背井，并被置于三秦周边严密监视起来，大大降低了他们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第三，“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简单说，就是统一交通、统一文字、统一习俗。这一点了不起：不仅“横向”上形成全国一盘棋，在“纵向”上更是绵延和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可以这样想象，当时如果没有这“三同”，中央的指示如何传达到地方？交通如何在六国大地上畅通无阻？礼仪举止如何上下一致整齐划一？没有这些，秦朝仍然只能算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大一统”则根本无从谈起。
第四，郡县制。“郡县制”针对的是“分封制”。韩赵魏为什么能“三家分晋”？鲁国为什么会“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春秋为什么“礼崩乐坏”？八百年大周最后为什么“王室衰微”——都是“分封制”惹的祸。
古时，诸侯封地称为“国”，大夫食邑称为“家”，这也是“国家”的最早来历。但是，在这种体制下，大夫们凡事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家”的利益，而不是“国”的利益——抗税、蓄养私人武装、侵吞邻家地盘，进而侵害国君利益，等等。这样的后果是，国家利益受损、国君被架空甚至被取代，最终出现诸侯之间的相互攻伐和兼并——像“战国七雄”就是分封制下的七个最终受益者。
所以，秦始皇以国家任命官吏代替家族分封，以“俸禄制”代替“世禄制”，对属地只享受管理权而没有所有权……意图很明显，就是不再重蹈周朝公卿做大、威胁王权、最后本末倒置的覆辙。
可以说，始皇帝所做的一切都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后世的情况也充分验证了这一点。虽然因为过于激进和执行者的态度等原因让秦二世而亡，但却为汉代的进一步发扬并巩固打下了基础。
三、汉代对消除割据进行的后期缓冲
《晋书》说：“汉承秦制”。
从对“大一统”概念的理解角度来说，刘邦还不如秦始皇。所以，他在建国以后，直接用了最省事的一招：全盘照搬秦制。
在这一点上刘邦懒到什么程度？连衣服的颜色、样式都没改！
但是在消除割据隐患、维护国家一统方面，刘邦的大部分措施也和秦始皇大同小异。
第一，迁豪。对六国后裔，刘邦采取刘敬的建议，继续内迁（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与。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冠，东有六国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汉书·刘敬传》）。
不仅如此，西汉的迁徙政策更进一步，除了实行“迁民实陵”，定期将各地的强宗豪右强制搬迁到长安皇陵附近居住，充实京畿，削弱地方势力外。还将被迁徙对象从六国后裔逐渐逐步扩大到富商大贾甚至高级官吏。这样，自汉高祖刘邦开始，至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止，历150余年、7代帝王，旧有的宗族势力和秩序被消化地干干净净。
第二，郡县制、分封制双轨并行。这一点西汉比秦代要高明很多：始皇帝取消分封、实行郡县过于突兀和激进，一方面被管理者不适应；另一方面是自家宗族没有得到分封，也就没有相应的实力，所以在赵高谋逆时，秦氏几乎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刘邦明显吸取了秦亡的教训，采取了更为稳妥的“两制并行”，除了韩信、英布、臧荼、卫绾等异姓王外，更是大封宗室。后来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异姓王很快被铲除了，同姓王虽然前期有所做大，但经过“七国之乱”和“推恩令”的软硬兼施，最后也都慢慢地被中央政府给消化掉了。
第三，置酷吏。这是汉代的一大政治特色，而其目的之一就是打击宗室豪强。汉代从景帝开始设置酷吏，用来打击渐渐做大并开始不服从中央管理的宗室以及豪强，郅都、张汤、宁成、杜周等都是这一时段的产物。他们虽然在人品和能力方面良莠不齐，但对宗室和豪强们的威慑力是相同的，几乎是一言不合就开砍，所有宗室都叫苦不迭。以郅都为例，无论是在朝内还是外任，宗室豪强们都不敢正眼看他，就连国内定难名将周亚夫见了他也绕着走。更为夸张的是，他在任雁门太守时，匈奴一听连弓都拿不稳。
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始皇灭六国之后，先后完成了政治、军事、地域等的统一，却唯独没有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而这一点恰恰成为秦速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主要因为，商鞅变法的成功，让秦国过度迷信法家的力量，这就导致了在统一六国之后，秦国也没有认识到思想文化建设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但是，刘邦、刘恒、刘彻们都认识到了。
刘邦。汉初，陆贾对刘邦说，过去骑在马上打天下，现在不能骑在马上治天下了。
刘邦这人最大的个好处就是听得进意见。
于是，他首先安排叔孙通完成了典章制度尤其是礼仪方面的建设，并由陆贾著“秦亡汉兴、天下得失”的《新语》十二篇。
刘恒。文帝刘恒最欣赏儒生贾谊，尤其欣赏他的《过秦论》、《论积疏》、《治安策》等儒家色彩浓重的理论论述，只是因为朝臣的反对才让君臣二人无以施展。
刘彻。经过七十多年的积淀，西汉的王朝架构已经极其稳定，那个划时代的人物及其理论也应时而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八个字出世后，在统治阶级的强制倡导和民众的被动遵从下，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思想的主流和正统理论。
这一点利弊各半。
一方面，从此学术和思想自由在封建社会成为奢谈，中华民族为之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王权专制得到强化并最终登峰造极，而且，在以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的教化下，我们的民族凝聚力之强又几乎成为世界之独有——最有说服力的一点是，在这两千年当中，所有的外来入侵者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同化。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虽然曾经多次被击败，但却从未被征服！
结论：罗贯中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两汉之后，中国虽然屡有割据，但统一才是主流。因为，经过西汉的这一系列措施之后，先秦时期那种诸侯割据的土壤早已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