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凶残的杀人案是哪一件？为什么
费县新婚夫妻被杀案，打出这五个字的时候，我打了个冷颤。
我觉得要说最凶残的杀人案件，始终绕不过这个案件，也正是因为这个案件改变了，我们国家刑事犯罪认定年龄。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栏目曾经报道了新婚夫妇被四个歹徒摧残八个小时的案件。其中一些字眼，让人触目惊心，我在描述的时候，做出了一些删改。
四个歹徒，其中一个未成年，三个青年，都是多次犯罪的累犯，因为这家人住的地方比较偏一些，房子又是新房子，所以想要盗窃东西。
进入之后，家里没人，房间有新婚夫妻的婚纱照，很漂亮，有歹徒就起了色心。
他们本来只是盗窃的，看到女主人的照片，决定等待女主人先回来。
晚上的时候，女主人先回家了，被四个歹徒控制住，后面，丈夫也回家了，又被以新婚妻子做威胁，同样被控制住。
丈夫为了让妻子活命，妻子为了让丈夫活命，
后面发生的事情，实在是让人感到丧心病狂，我写到这里，真的不想写再写下去了，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看看相关案件，据说女主人当时还刚刚怀有身孕。
这些罪恶之徒还威逼男主人给他们做了红烧肉，吃饱喝足，做出了丧尽天良的事情。
也正是因为那件事，我国的入室盗窃，抢劫罪，在刑罚上又进行了加重。
这件事影响深远，值得我们每个人警惕。
我认为是山东远洋渔船“鲁荣渔2682号”凶杀案是最凶残的，11人杀害22名同伴，所有人必须沾血。
主犯刘贵夺，他是一个农民，暴力劫持控制一艘远洋渔船后，开始执掌“生杀大权”，反对他及其路线的就是“死罪”——无论是曾经的渔船控制者，还是一起劫持船只的同伙，无一人能够幸免。山东渔船远洋杀戮事件主犯：刘贵夺（操纵团队杀20人，被判死刑）33人出海，在连番杀戮后“幸存”11人，却都成了杀人犯。而他是让其他10人感到畏惧的“头领”，身背20条人命。那时他只有27岁。
10年11月底，刘贵夺上船，他要做远洋船员，出国谋生，却踏上了不归路。曾经“鲁荣渔2682号惨案”轰动一时他大方仗义，有不易察觉的精明在渔船上，王树彬对刘贵夺有好印象，“这人看上去挺仗义的。”在渔船停靠码头时，一次10多个船员一起外出吃饭，花了1000多元。王树彬提议AA制，刘贵夺独自结了账，他说：“没关系，马上要离境了，留着钱也没用，船上花不了，我请了。”刘贵夺的精明是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显现出来的。出海前，他一面从公司的门市部里赊账2万多元搬了十多箱烟上船，一直码到船舱顶棚，一面对其他船员解释这些烟是自己抽的，他说，“这上了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烟，我不能亏了自己。”由于船上空间小，公司只允许带这么多烟，烟就被他一个人垄断了。停靠码头2个多月，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船员，聚在一起只有打闹和嬉戏。但只有王树彬的好友刘刚看出了刘贵夺的不同寻常——王树彬回忆，刘贵夺上船没几天，刘刚私下议论过一次，“这小子瞅着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不怎么好惹。”后来，来自吉林的刘刚，这个“30来岁、脑瓜特别好使”不幸亏了本的生意人，和另外5人在同一个晚上遭到杀害。根据后来分批杀人的事实来看，杀戮主要在三个“帮派”中间展开——出海前，这只是基于地缘和人缘，在人群中正常出现的小圈子。第一个是三个黑龙江人组成，刘贵夺就是三人中拿主意的。王树彬介绍，三人此前就认识，像“死党”一样，1976年出生的姜晓龙爱耍根电棍吓唬人，而1987年出生的刘成建个子矮一些，看上去挺老实。第二个主要由四个内蒙古人组成，他们都是蒙古族，相互用蒙古语交流，为头的是身手敏捷的包德格吉日胡（以下简称包德）。王树彬记得，包德为人热情，曾对其他船员说，“在船上呆两年，大家都是兄弟了，就像是当了两年兵的战友一样”。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大连帮”，以来自大连的管理人员为主，他们是渔船当然的控制者。船长李承权，身材高大，脾气暴躁，庭审时给一名家属留下的印象是，“脾气倔，人挺横，是那种不让人说一个不字的人”。“大连帮”内，还有一个经常一起吃饭、闲聊关系亲密的“小团伙”：为人豪爽的温斗，“心眼实诚、爱抱怨两句”的姜树涛，“为人热心，当过潜水员”的岳朋以及王树彬、刘刚等人。“如果我在船上不主动去杀人的话，应该会和刘刚一起作为‘大连帮’被杀了吧。”王树彬事后猜测。艰辛换来欺骗，他发动了船员引发杀戮的直接原因，是船员合同上的报酬问题。在上船前，刘贵夺相信，只要在船上熬两年苦日子，就可以获得至少9万元报酬——合同约定，保底工资每年4万5，在船上消费少，加上钓鱿鱼的提成，2年后就可以存下一大笔钱。对于刘贵夺等船员而言，这是在船上支撑两年的“信仰”。王树彬在渔船停靠岸边时，就已经开始晕船，“那种感觉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时刻都想呕吐”。但他被船上的“淘金梦”感染，还是决定跟随渔船出海生活两年。出海半年后，刘贵夺等人的梦破灭了。在渔船上，吃惯了苦的刘贵夺成了业绩最好的人，3个月内却只能赚到8563.2元，而付出的代价却异常艰辛，后来他供述，“（2011年）6月初，每天工作18个小时是少的，还有连续工作一天两晚，不睡觉，我们都非常疲倦，累坏了。”辛苦的劳作，换来的却是欺骗，“信仰”瓦解了，悲观和失望情绪在船上迅速蔓延，暴力反抗劫持船只的想法冒了出来，并最终引爆了危机。劫船的计划，在船上酝酿了一个多月。按照刘贵夺的供述，最先提出计划的是包德，实际上，刘贵夺才是真正发动这场暴力反抗的“头领”。“幸存者”的供述中，主要是刘贵夺和他的“死党”一起在私下游说。在控制船长后，刘贵夺搬到了船长室住，而包德，只是从条件稍差的前铺搬到了刘贵夺以前住的十二人铺。刘贵夺劫持船只的游说过程，显得轻松、随意，有着心照不宣的意味。行动的前一天，和一个叫梅林盛的船员在厕所碰见，刘贵夺问：“你就钓这么少的鱼啊？”梅笑了笑。刘贵夺后来供述，“我们钓的鱼少一点就少一点，钓多钓少没关系，意思是要劫持船只，相互一笑，我心里就明白梅林盛肯定要加入我们了。”最后，暴力反抗的想法，一共赢得13名船员的支持，其中还包括船上唯一的大学生马玉超，但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劫船带来的严重法律后果。一位律师告诉记者，“劫船至少可判十年以上”。原告方律师张文普感叹，不诉诸暴力的话，船员其实可以集体罢工、谈判，甚至委托家人去找公司协商，或者在岸上起诉。这些和平处理的手段，只是作为一个有规则意识的法律工作者的事后分析。从实际情况看，公司和船长的某些行为，其实早已堵死了谈判、协商的通道，暴力反抗在这艘船上似乎不可避免。首先是包括刘贵夺在内，共有18名船员没有船员证。没有船员证，就堵死了这些船员的退路。刘贵夺在法庭上陈述，船长曾说，你们回不去了，都没办船员证，也没有其他船敢搭你们回去，否则就是非法偷渡，你们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而公司也不太可能送这些不愿干下去的船员回国。根据合同约定，船员出海途中返回的费用，全部要由船员自己承担。协商或者打官司这条解决路径，早就被公司自己堵死了，问题的关键是公司用了假公章和船员签订劳动合同。出海之前，公司就已经“谋划”要把这些船员当作“黑工”使用，在劳动权益上没有基本保障，加上船长个人粗暴的管理方式（多名参加庭审的受害者家属介绍，一名叫包宝成的船员鱿钓时抽烟，被船长一拳打过去，眼睛被打乌了），使得渔船上缺乏基本的人权和规则，给整艘船埋下了残暴的种子。原只想把船劫持回国，没想过杀人刘贵夺选择劫持的时机是等渔船加满燃油后就开始实施。渔船加满了油，在破坏船上的通讯设备后，整艘船就可以不再受公司的监管，直接开回国了。2011年6月17日深夜11时许，刘贵夺和包德一共7名船员持刀上舵楼，“死党”姜晓龙带着5名船员持刀守在通往船长室的舷梯前放风。刘贵夺带人冲进舵楼时，船长正在睡觉，刘将其拽了起来，要求起锚回国，遭到拒绝，刘贵夺就拿刀捅其左大腿，船长叫起来，一个叫双喜的船员给他当头一棍，船长晕了过去。刘贵夺吩咐双喜把船长捆上，结果双喜拿来了一根比大拇指还粗的绳子，刘贵夺阻止了，“这个能把人绑死了，也不好绑”。按照刘贵夺最初的计划，只要通过暴力控制船长把船开回国就好了，并没想到要杀人。这时，大副付义忠、伙食长夏琦勇、船员刘刚想上去救船长，付义忠被包德等人用红布条绑了起来，另两人被吓唬了回去。悲剧的是，夏琦勇退回去后又鲁莽持刀想闯过去救船长，这不仅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还因为这起流血事件，把整艘船引向了杀戮的深渊。夏琦勇的举动，王树彬认为可能是想报船长的“知遇之恩”。据他介绍，船上的伙食长原本是一个叫崔勇的船员，后来换成了夏琦勇，每个月的工资多了200块。这个安排，曾引起崔勇的不快。而夏琦勇也因为这点知遇之恩，“平时特别维护船长”。夏琦勇返身叫嚷着“这帮小兔崽子还想劫船”，持刀冲到舷梯口，被姜晓龙拦下。姜晓龙供述，他对夏琦勇说，“让你下去就下去，没你什么事儿”。一审法院认定，夏琦勇是被“黑龙江帮”砍杀的。在制服夏琦勇的过程中，刘贵夺大喊一声，“刘成建把他腿打折了”，以此吓阻其他船员。夏琦勇死后，就再没有遇到反抗，船顺利起锚，被绑的付义忠也恢复了自由。但是，暴力劫持死了人，暴力就成了唯一的规则，刘贵夺开始把船上的救生衣、杀鱼的刀具都控制起来，并和包德带人日夜轮班走岗，防止其他人和船长联系后改变了回国航程。控制渔船后的刘贵夺，内心的恐惧感却越来越强烈。怕遭到“毒杀”，安排船员宫学军做饭后又不放心，刘贵夺不动声色安排了马玉超去帮忙，“意思是看着宫学军，怕在饭菜中下老鼠药”。感觉有人造反，2天内连杀9人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船上风平浪静，直到抵达夏威夷以西海域后，新的杀戮危机爆发了。刘贵夺认为“大连帮”要“造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看见温斗经常和别人窜，经常说悄悄话，我感觉有人造反”。所谓要“造反”的事实，王树彬介绍，在出海前就已经是这样了，“这几个人关系好，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之后，刘贵夺“和包德商量不能再等了”，他定下了计划，开始血洗这个“造反”团伙。2011年7月20日晚上，刘贵夺在舵楼里注视着杀人过程：温斗下舷梯时，被包德用刀捅透了身体，温斗惨叫，刘贵夺随之将音乐调大来遮人耳目。在舵楼，刘贵夺问返回的“死党”“下面怎么样了”，站在两人身后的包德“在后面朝我笑”，随后，刘贵夺下去察看杀人现场。当夜，温斗、姜树涛等六人遇害，其中挨捅的姜树涛求饶：“刘哥，刘哥，我错了。”“得了，别捅了，把他扔海里吧。”刘贵夺说完返身离去。在这场杀戮中，“造反”成了杀人的标准。与温斗住同一间屋，但平日不爱闲聊、只闷头忙着修机器的王延龙，刘贵夺问他“参与大车（温斗）造反了没有”。回答“没有”的王延龙活了下来。而刘贵夺定下的“造反”罪名就成了渔船上的死罪，以罪名杀人，稳住了其他船员，便于各个击破。杀人当夜，马玉超在神情恍惚中失踪。第二天，与温斗等六人关系亲密的两个船员遇害。而一个叫薄福军的船员，则被当做“叛徒”被处死。刘贵夺供述，薄福军是最初同意和他一起劫船回国的同伙，在动手杀温斗等人之前，薄福军曾向自己告密，“岳朋要造反”。“后来我问薄福军，他就不再说了，反而替（岳朋）他们说话，我感觉薄福军也叛变我们了”。在两天之内连杀9人后，这场杀戮才真正开始。和他一起杀人的人，被他杀死杀完9人之后，在船上一直处于观望的“中间派”的船员，船长李承权、船员崔勇、段志芳，出于对安全的担忧而要求入伙，船上的力量开始重组。刘贵夺召集了一次会议来决定是否批准船长入伙。刘贵夺称，“我说加入我们有好处，船长懂的事情多，他说在日本有亲戚；坏处是船靠日本岸了，能把我们都供出去。”会上，其他人要刘贵夺拿主意，最后刘贵夺批准了船长的加入。新的力量加入后，就成了进行内部清洗的主力。在杀完9人间隔2天后，7月24日，可以与刘贵夺相抗衡的“内蒙古帮”遭到清洗。刘贵夺供述，杀包德等人的理由是，“后来我说去日本，包德不说话，感觉他不服这个建议，他可能想杀我取而代之，而且他把姜晓龙等我的人赶到船舱底下住。”就在刘贵夺开始起疑心的当口，告密者再次出现了——同样是内蒙古人、1991年出生的黄金波，在刘贵夺和包德这两个团伙中充当着“双面间谍”的角色。据一审判决书，“黄金波供述，包德跟他说刘贵夺要带着姜晓龙等两三个人去日本，把剩下的人全杀了，想让他帮着反刘贵夺，他假装同意，但当天晚上就告诉了刘贵夺。”刘贵夺的计划是让新入伙的船长李承权和崔勇杀包德，但告诉包德是要杀崔勇，并让包德把刀交给李承权。7月24日当夜，刘贵夺再次在舵楼里注视着这一切：“我看见三人（包德、船长、崔勇）在船舵楼前面”，空着手的包德被两人捅，他喊了一句“都出来”，但没有同伴出来，出来的是刘贵夺的人：刘成建、黄金波等。包德试图抢刀反抗未遂后跳海，刘贵夺上前追问，“还有谁要反我？”并问包德，“你以为黄金波是谁的人？”是否沾血，成了划分敌友新标准被划做“内蒙古帮”的6人遇害后，此时，是否沾血成为了划分敌友的新标准。7月25日凌晨4时许，船舱进水，王延龙失踪，刘贵夺等人推论是王延龙打开了海底总阀。王以沉船来阻止杀戮。刘贵夺组织救船，安排付义忠、宋国春等4人用空桶和木板临时造了一个简易筏后，4人却跳上简易筏往外逃，宋国春还趁乱把部分尖刀扔到了海里。这时船体倾斜严重，船长吩咐抛锚，弄了很长时间，船慢慢平了，虽然船上有水，但不继续下沉了。不幸的是，企图逃离渔船的简易筏又随洋流漂回渔船附近。据刘成建等人供述，看到4人往回漂，船长和曾经的施害者站到了一起，他“让大家藏起来，等靠近后，就开始用铁坠子（每个重约2公斤）砸”。交往20多年的兄弟情谊在此时已经一钱不值，付义忠逃离渔船和不曾杀人的事实，成了他的“罪名”。遭到攻击的付义忠三人跳海，而宋国春则选择了游向渔船，救上来却被当做了“投名状”——刘贵夺、李承权要让还没杀过人的两个船员沾血。宋国春逃上船后，就“一直哀求刘贵夺别杀自己”，“死党”姜晓龙“看着宋国春挺可怜的，转身走了”。身上的救生衣被脱下，只剩一条内裤，40多岁的宋国春被绑好手脚系上“五六个铁坠子”后立在船边，没沾血的项立山、段志芳两人“推了宋国春一把，宋国春就沉到海里了”。此时，33名船员中，“幸存”11名船员。与此同时，海上的救援力量正在赶来，杀戮停止了，编造谎言成了刘贵夺等人的当务之急。宋国春沉海的当天上午，刘贵夺、李承权组织船员开会，开始编造船上经历，并让黄金波记下两份，让船员轮流背诵。但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在2011年8月12日船靠岸后，船上11人全部被刑拘。刘贵夺一审被判处死刑。其他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