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割据蜀地的政权都未能统一天下
蜀地坐拥四川盆地，号称天府之国，物产自不在话下，可是地理位置确实不好，与秦岭横亘于汉中和长安之间，诸葛亮六出祁山失败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山道险阻，军粮物资难以供应，翻山越岭很多天还到不了长安城下，在急需速战速决的情况下被司马懿据守不出给拖垮的，李白也有诗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见自古入川一条道，直接造成了文化经济交流的十分不便！
而这一切就决定了蜀地人口不会很多，人口基数少了，人才也就少了，军队人数，后后勤人员，都会很受影响，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刘邦也是获得关中之地后，保证兵源，粮食源源不断，才能与项羽争雄天下的！
所以说地理位置决定了人口数量，人口数量才是决定一切基本因素，让一切成为可能！
益州之地富饶，号称天府之国，四周都是重山峻岭敌人打不进来，自己也很难打出去，是个舒适圈，且那里的人民由于比较安逸，大多进取心不强，故而大多自守，不愿开拓，这也是诸葛丞相北伐失败的原因之一。
中华文明主要的发源地在两河流域。
其，中原地区因物产资源，人口数量，交通运输，科技水平等，在历史上均优于（强于）周边地区。
占据中原，占据优势；得中原者，得天下。
中国的西南地区、关外地区等，虽然也各有其天然优势，但要一统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并号令天下，必须在军事、科技、经济等方面压倒所有的其他势力，特别是在政治方面更是如此。
中原，唯有神州大地上的中原地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长期拥有这些优势。这是天然存在的，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特征。
所以，历史上西蜀政权(集团势力）都难以实现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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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割据蜀地的政权都发生于分裂时期，因四川具有较强的封闭性，确实是割据一方的理想之选。如两汉之际公孙述建立的成家政权；东汉末年刘焉、刘璋割据一方、以及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西晋末年李雄建立的成汉政权；东晋末年焦纵割据一方；五代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权、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政权；元未明玉珍建立的夏政权。这些政权在政治上缺乏进取心，又属于“外来户”，受制于蜀地本土势力，另外蜀地的封闭性，即是其割据的保障，也是限制其对外扩张的瓶颈。
缺乏政治进取心——乐于偏安一隅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四川方舆纪要序》
历代据蜀者大多在政治上安于偏安割据，不思进取，这一点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四川盆地易守难攻客观情况造就的，我们可以称为“盆地心态”。自古在政治与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上，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叫“在德不在险”。德就是代表积极进取的政治态度，险就是该政权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在德不在险”表明政治上的进取心远比占据的地理条件重要。四川又不光是地势险峻，它还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足以让蜀地政权丧失进取心，乐于偏安一隅。
（千里沃野）
“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马援
公孙述据蜀属于天下未定的时期，他不是想着进取天下，而是大摇大摆的当个土皇帝，乐于排面和享受。当时公孙述的同乡马援奉陇西魄嚣之命出使益州，意图是探查情况后，再决定归汉还是归蜀，公孙述的表现就是大摆各种礼仪。马援也是通过此事看出公孙述难成气候，于是归报魄嚣“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建议魄嚣归附刘秀。公孙述初起事之初，还是“远方士庶归之者甚众”，但当他的格局仅限于蜀地一隅后，也就失去了内外的支持，终被刘秀所灭。
（公孙述称帝）
东汉刘焉父子在史书中也被定义为胸无大志，但刘备在印象中好像是匡扶汉室的雄主，但他初定益州，夺取汉中后，便自立为王，臣下相谏，不惜寻隙杀之，割据之心，隐然可见。诸葛亮主政期间，蜀汉才以北伐明志，后由姜维继承遗志。而后主刘禅胸无大志，以致黄皓乱政，逼得姜维屯田沓中以避祸，这又怎能使得蜀汉竭尽全力图谋天下？
公孙述和刘备还算是有作为的，他俩志望尚且如此，更别说其他人了。瞿塘虽险，岑彭、刘光义、汤和也曾入其门户；剑阁虽雄，钟会、邓艾、尉迟迥、傅友德也曾突其险要。像是李势、焦纵这种割据，东不过垫江，更无上述之险要可守，再无进取之心，那么桓温等人攻蜀时如入无人之境就不足为奇了。
（剑门关之险）
蜀地本土势力对于外来户的制衡
但凡是外来户身份进行割据的政权，都会遇到与割据地地方势力的矛盾，就好像三国东吴政权与吴郡豪族的关系，像是定都武昌（湖北鄂州）这种事都当不了家。蜀地更是如此，因为蜀地本土很难成长起强大的政治力量，这可能与古代蜀地民风有关。如《汉书地理志》说蜀地“民食稻鱼，无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柔弱褊隘。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如果理解有困难，那么可以想象今天的四川地区，老百姓没事儿喝喝茶、看看川剧、按摩、踩耳、打麻将，不愁吃喝，悠闲自在，谁还有心搞政治？《隋书地理志》说的更直白：“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外来户的偏安一隅，或许就是蜀地太宜居了，既来之则安之呗！
（成都的日常慢节奏生活）
因此蜀地割据政权除时间较短的焦纵是本地人外，其他据蜀者均系外地人，这是巴蜀政治史上的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历史上每逢动荡，蜀地周围产生的流民都会涌入安定的蜀地，这些流民往往数量庞大，由一至几名领袖带领，形成一个个组装集团，他们或是蜀地政权的创始者，或是已经存在的蜀地政权拉拢的对象。所以据蜀者、治蜀者并非蜀人，执政集团与本土势力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蜀地政权内部的力量。
（两汉之际的格局）
“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固争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数请兵立功，终疑不听。”——《后汉书卷十三隗嚣公孙述列传》
比如公孙述的成家政权，公孙述是关中扶风茂陵人，其主要追随者有延岑、田戎、吕鲔、荆邯等。延岑本是南阳人，起兵于汉中；田戎是汝南人，起兵于夷陵；吕鲔也是关中军阀；谋士荆邯则是扶凤平陵人。再由史书中常提到的山东客兵，说明成家政权的军事基础都是来自川外。这些力量在公孙述的带领下较为团结，但在入主川蜀之后，蜀人可就将他们视为资源的掠夺者，当荆邯建议出川谋取天下时，蜀人的反对是最大的，因为出征就意味着要从蜀地征收更多粮食，招募更多士兵。公孙述空有“西帝”之名，而未能出川以争天下，可以说与蜀地本土势力的干扰有关。
（黄巾起义时的格局）
再如刘焉时期，他是江夏竟陵人，以益州刺史身份入川时，正值南阳、三辅流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当时是黄巾起义的乱世，刘焉趁机“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史学界说的东州派就是源于这里，这是刘焉在乱世立足的根本。蜀地当时对于刘焉收纳流民很是不满，所以刘焉采取强硬手段“杀州中豪强十余人”。这就是完全采用了打压益州本土势力的方式维护统治，而那些东州流民本就嚣张跋扈，到了刘璋时“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这才有了益州本土势力纷纷叛迎刘备入蜀的结果。刘备虽有重用益州本土势力，但在决策上，还是受到诸多节制，尤其是诸葛亮主政期间的北伐，遭到益州本土势力的强烈反对。
（张松献图刘皇叔）
战略地理的限制
蜀地政权从未统一过天下，也跟整个四川的地理形势有关。四川的地形地貌确实有助于防止外部势力入侵，但反过来讲，也限制了蜀地政权的对外扩张。古代但凡是统一天下的政权，大都起于关中、河北，还有东南的明朝，这些政权兴起的前期，以这些易守难攻的区域当做根基，然后慢慢向外部扩张，最后完成统一大业。这些区域的政权之所以能完成统一，是因为地理上除了可以据守，还能有多条路线选择扩张，或是直接兵出几路，或是迂回成钳行线路，而四川则不具备这种条件。
（秦国统一的多条路线）
四川只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历代据蜀者大抵东守夔门，北据汉中。自夔门东出而达荆襄，荆襄地区只有襄南隘道互通南北，此地处于大别山、桐柏山系，易守难攻，并不好夺取，关羽当年的襄樊之战就是为了夺取这个通道。自汉中北出，越秦岭、陇山可达关陇，但这里的六条谷地皆是谷口狭窄，在这里“关门打狗”很容易，当年孙传庭就是在子午谷口守株待兔活捉了川地前来的高迎祥；诸葛亮也是在这些谷道中耗费毕生精力都未成功。试问世间又有几人能兼诸葛之谋，关羽之勇呢？
“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捍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李熊
再以公孙述为例，割据蜀地后，其部下李熊曾提出过蜀地的战略规划，大体意思就是凭天府之国之富有，据蜀地之险要，伺机取天下，取天下之路线就是北上出秦地，东出掠荆楚。公孙述一听觉得大事可期啊，于是立即称帝，与此同时，东方群雄混战中，那些失败的豪杰纷纷归附公孙述，更加激发了公孙述的雄心。后来公孙述遣李育与吕鲔出陈仓，欲图关中；遣任满与田戎出江关，欲取荆州，但正如上文分析的，两路真是都打不过啊！
（古蜀栈道）
“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荆邯
此时的东汉却已初步略定关中、荆州。东汉建武七年（31年），刘秀大致平定东方，目光转向陇、蜀。谋士荆邯眼见刘秀平定东方，便向公孙述提出对策，大体还是要赶在刘秀前抢夺关陇、荆襄。但这个计划被蜀地本土势力所阻扰而流产，次年，陇西隗嚣败亡，蜀中大为震恐，蜀地本土豪族这才同意按照荆邯的建议行动。公孙述遂遣隗嚣旧将引兵上陇，拒守河池（甘肃徽县西北），遣田戎、任满引兵下江关，田戎拔夷陵，进据荆门。但此时汉军已经控制了关陇、荆州等地，荆邯的规划并没能达成，以至于后来蜀地被汉军拔下。
按照李熊的规划，公孙述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割据战略，但要论扩张，需“见利”出兵。不妨做个假设，如果公孙述尽早与隗嚣连合，东面再结好秦丰，那么先于刘秀经略关中、荆襄的可能是有的。但历史没有如果，公孙述对外扩张之际，关中已被东汉冯异等略定，荆州已被岑彭等略定，秦岭、巫山之险已成为双方共据的边界，所以冯异挡住了蜀地北出的路，岑彭挡住了蜀地东出的路，公孙述就再无第三条出路。成家政权就是蜀地政权的典型案例，历代据蜀者大抵能利用四川的地理环境完成割据，但要摆脱割据而谋求更大的发展，反而受制于蜀地的地理环境。所以蜀地易产生割据政权，但很难完成统一大业。
综上所述，很多观点说蜀地毕竟不是经济发达地区，很难支撑全国统一战线，其实这种理解有些片面，毕竟历史上的统一战线都不是以一个根据地作为经济支撑的，都存在以战养战的模式。在蜀地政权难堪统一大业的原因上，更多的是在于此地过于安逸，割据政权又都是流亡者建立，因此很容易产生政治上安于现状的思想，缺乏进取精神。而且外来势力终究是受到本土势力的节制，难以形成自上而下的统一目标，甚至会因扩张导致内部消耗和分化，以至于蜀地被攻打时出现很多“带路党”。最后就是地理环境的因素，割据是成于地理，扩张则是受限于地理。
首先这是个很大，很深，很有厚度的好问题。从战国时期秦灭蜀，三国早期刘备政权灭刘璋到蜀后主刘蝉被魏将邓艾所灭，从五代后蜀被灭统一于北宋，再到民国时期军阀刘湘割剧后统一于国民政府，最后到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然后出川回迁南京后仍然丢掉大陆，败退台湾的两千多年川蜀历史政治变革中可以一探究竟！易偏安而又极为独特的盆地地理环境决定了川蜀的政治命运和最终必被中原王朝统一的命运！首先川蜀地理上处于我国最大的四川盆地，四周山川险固，要塞众多，拥有易守难攻的天赐地理优势！但这种地理险塞优势是把双刃剑！自保防守有余但进攻夺取天下则非常困难！李白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见一斑，更见于三国中后期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皆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重重山川阻碍了蜀军的波波攻势！故司马懿对诸葛亮以守为上，善守必胜，稳守当赢，使三国第一人诸葛丞相兵智虽占优，但每每进攻却劳民伤财，图劳无功，最终落的秋风五丈原，后来的蜀中名将姜维也几乎相似的结局，使人扼腕，正是非帅不智不明，非将士不勇俱死也，为地理所困也！其次，川蜀的盆地挟四周天险的局部优势也阻碍了与中原地区，华南和西部地区经济，贸易，文化上的交流！蜀中虽被称为天府之国，域内河流交错，良田沃野，千里相连，物产丰富，如蜀锦，川桔等农产品和冶铁技术名杨天下，但却常受地理，政治局势所限不能高效与域外地区进行贸易交流，更多是自产自消，不能最达效力提升综合国力，同时受地理所限，人口也不能快速，大量，精化增加以致人才贮备常常严重不足。例如，三国后期，掌控中原核心地区的曹魏政权英才辈出，源源不断，先后有邓艾，钟会，郝昭，卫灌，诸葛绪，司马师兄弟，文鸳多众多杰出人物涌先。东吴也有诸葛恪，陆逊，等擎天柱式名臣涌现，反观川蜀只靠姜维，将琬等少数招聘的外来人才苦撑就显的太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了，据史料记载，蜀后期全国上下人口只有九十万人左右！如此人众，如此国力，如何统一天下！第三，文化小圈孑形成久了，则易不思进取，形成堕性！三国中后期，对待北伐这件事时，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王业不偏安，汉贼不俩立”为理想的诸葛亮，姜维这一派，另一派则是以樵周，李严，刘蝉，老蜀中旧臣为首的维持现状派，而且常常掣肘北伐事业！如此不合，政令不一，北伐如何能胜？呜呼，可怜蜀相空有志，耐何天道不相助！除了三国时期的历史经验证明以外，后来的，后蜀统一于北宋，民国时期军阀归于民国政府，都可以从川蜀独特的地理位置的局限性导致的自身域内经济，人口，文化，综合国力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中寻找答案，以致后来有迷信传说流传于世，“”中国地势是，西南川蜀为死门，西北陕北为生门“”故伟大领袖毛泽东看破此道，宁可冒死两万五千里北上，也决不象张国涛南下自取灭亡！
天然的劣势。首先，蜀地距中原政治中心相对较远，政治治理相对要差；其次，蜀地偏远，要想统一天下必须劳师远征；然后，蜀地的人才比起中原来说少太多，一是蜀地人口较少，二是文化学习跟中原没得比。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到最后逐渐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格局，然而这种局面仅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就被后来的司马家取而代之，一统了天下。
在古代的战争中，如果双方将领指挥能力都差不多的话，那么后勤补给就成了最关键的因素。后勤补给意味着啥？意味着将士能否填饱肚子，意味着能否振奋军心。如果肚子都吃不饱，还有哪个士兵愿意跟着军队打仗呢？没当逃兵就已经很不错了。
三国中曹魏为何能够独占鳌头，占据老大的位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曹操率先推广了“屯田制”。
由于接连的战争，各地的农田都荒废了，根本就没人种地，各诸侯的军队都时常因为缺粮而捉襟见肘，无论是河北的袁绍、淮南的袁术还是徐州的吕布、关中的马超等等，都曾因为缺粮而导致本来可以胜利的战争最终以失败收场。
曹操在占据了许昌之后，没有浪费中原土地肥沃的优势，调拨了部分士兵前去开垦种植，当年便囤积了上百万斛的粮食，从此军心稳定，交战时不再有缺少粮草的窘境。后来曹操也仅仅用了十年时间就统一了北方。
我们再来看蜀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极为落后的。
蜀军每次兵出祁山，都交通不便，虽说诸葛亮有天纵之才，制造出了木牛流马来运送粮食，可这也远水解不了近渴啊。小说演义中的“六出祁山”，就是多次因为粮草的问题而丢失了大好机会，最后只能是对天一声长叹了。
另外还有一点，那就是蜀汉的地理位置。
我们都知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军从海拔只有400多米的四川盆地，满载军械武器，一路北上，爬到海拔3000多米的甘肃、青海境内，接着再往东进攻关中地区，先不说是否会有高原反应，就光是行走这么多路程就能够把队伍累得够呛，更何况还是运送粮草，这个成本太大了，蜀汉的财政根本就无法长期支撑。
而此时的魏军在黄土高原上严阵以待，屯田已有数十年之久，粮草补给十分充裕，可以说人家是吃饱了喝足了坐在家门口，就等你上门呢。
当然了，以诸葛亮的聪明才智，自然也看出来了问题的所在。所以蜀国要想战胜魏国的话，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速战速决，只有不停地骚扰偷袭才能够有可能获得良机，因此不顾劳民伤财，九伐中原，为了就是能够尽早地解决蜀国的困境。
当然了蜀汉统治者，也没有处理好与蜀地士绅及蜀汉当地的关系！这些因素都决定蜀汉不可能统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