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晋商齐名的徽商，是怎样的一种文化与历史
徽商文化精神的形成，与徽州独特的地理和生存环境有着密切联系。
徽商的四大文化精神:
徽骆驼：徽商的吃苦精神
徽州是一个山区，山峦叠嶂，川谷崎岖。多山的地理环境，必然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不便，乃至生存的困难。另外一方面，人口又在不断增加，环境和生存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哪里呢？就是走出徽州，去经商。徽州有一首流传很久的民谣：“前生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句俗谚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徽州人经商传统的由来。
徽州地区素有“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说，山地贫瘠，耕地甚少，按照农耕文明的逻辑，生在徽州当然是“前世不修”。被逼无奈的徽州人为了生计只能外出闯荡，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但也由此造就了一个纵横数百年的商帮。
经商意味着漂泊，或者在山岭间跋涉，或者闷坐舟中。遇到旅店就寄宿，三餐茶饭伴愁眠。更有甚者，是他们在经商途中充满了风险。亏折、赔本，当然是从商难免的“功课”，而身家性命也往往有不测的危险。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明清小说的描写就可以了解。《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四《盐官邑老魔魅色会骸山大士诛邪》写一个徽商来到燕子矶弘济寺，看到寺院楼阁颓坏，愿意出三十两银子为之修缮，岂知寺僧起了坏心，将他杀害，将他携带的500余两银子据为己有。小说当然不是历史，但是，它们是生活的折射和反映。在信息不畅通、行政管理有着大量空白地带的社会，图财害命的案件经常发生，徽商携带金银，难免会招来杀身之祸。
徽商的吃苦有许多动人的故事。
明代婺源李魁，在未发迹之前，因为家计贫寒曾经仰天呼叫：大丈夫难道真的要为有个上千两的钱财而犯难吗？经商是贱行，大丈夫不屑为之，但也不能永远贫贱呀！于是，他和祖母商量，想筹措点经商本钱，却一点都筹措不出来。他想了一想，家里只剩下了卧室一间，就将它出卖给族人，只得到十两银子。他就带着这点银子前往南京营商，一点点地积攒，“不惮烦劳”，终于有了积余，也终于能够买田宅了。
成化年间的歙县人江才也是如此。父亲在他3岁时就去世了，家境不好，他跟随着哥哥做点小本生意。他经常感叹：我想耕田，家乡田少，若是碰上灾荒更不可为，务农是不行了。我想经商，家里底子薄，没有资本，经商也不成！他的妻子郑氏从容地劝他：乡人十个有九个都去经商了，你怎么能因为家里底子薄就不去经商呢？于是，她用自己的衣饰资助江才经商。几年后，江才就致富“饶益”。
清代祁门的倪尚荣，七岁父亲就去世了，家境也十分贫寒。稍大一点，他就砍柴以奉养母亲，久之，他慨叹道：终身砍柴怎么能度日呢？正碰上大乱时候，粮食昂贵，不得已，他就去学做船夫。久之，他又慨叹：这哪里能够养家糊口呢！于是以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本钱学经商。他往来于鄱阳湖和祁门之间，不避艰险，终于改变了贫寒的境遇。
山外有天：徽商的开拓精神
当第一批徽州人经商成功以后，第二批、第三批徽州人陆续地走出了徽州的山岭。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了，他们所走的路也越来越远了，早在明代，他们的足迹就遍及全国各地。
万历年间的《歙志》记载道：“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为两京、江、浙、闵、广诸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故邑之贾，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皆有之，即山陬海？、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但云大贾则必据都会耳。”
万历年间的《休宁县志》说，徽商“藉怀轻赀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
徽商许秩的经商路线更曲折，也更加显示了开拓精神。
他是歙县人，生活于弘治嘉靖时期。成人之后，他首先是和其他人在河北经商，碰上河北饥荒，他就带着积蓄回到家乡，在其曾祖父的许可下，他又外出，南到福建、广东，北到兖州、冀州一带，十来年后，已经很富有了。他还不满足，又从山东青州前去湖南，第二年，他又从湖南北上，这样一来一往的贩运，让他赚了一大笔。当次年他从山东归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乡里最有资财的人了。这个时候，算起来他离家已经二十年了，可他回来才2个月，又要出门。有人劝他：你年纪大了，该在家乡享受田园风光了，何必再去经历艰难险阻呢？他不听，继续在外经商。有一天，他读《货殖传》，看到四川人善于商贸，而且也善于享乐，他就动了兴致，买船溯流而上，一路上他饱览了川峡风光，又将四川的物产运到山东一带，来回两趟，获利更多。他回答劝他安享晚年人的话：“男子生而桑孤蓬矢以射四方，明远志也。吾虽贾人，岂无端木所至国君分庭抗礼志哉！且吾安能效农家者流，守鎡基、辨菽麦耶？”他经商除了获取资财外，更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他不愿意安享田园闲适的生活，即使年纪已大，仍然还要奋斗一番，这大概是可以称得上具有“开拓精神”的了。
随着商业的扩大，徽州人已经不满足于在中国之内发展自己的商业了。他们开始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发展起海外贸易。明朝政府并不鼓励商人发展海外贸易。相反，还制订了海禁政策。
这样一来，徽商的海外贸易带上了走私的性质。
尽管如此，徽州商人还是大胆地闯世界了。较早在江浙沿海从事海上贸易的是歙县的许辰江、许本善等人。嘉靖年间，许辰江就“航大海，驾沧江，优游自得，而膏沃充腴，铿锵金贝，诚古逸民中之良贾也。”稍后，号称“许村四兄弟”的许松、许栋、许楠、许梓将海上贸易做得轰轰烈烈起来。他们先是到泰国、马六甲一带经商，并把葡萄牙的商人带到中国。他们又前往日本贸易，也把日本商人带到中国。在从事海外贸易的同时，他们和其他的海商结成团伙，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逐渐形成了以许栋为头目的海商集团。
大智若愚：徽商的诚信精神
在传统中国，诚信是一种伦理原则。从《论语》开始就不断地强调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靰，小车无輗，其何以行之哉！”(《为政》)他主张“敬事而信”、“谨而信”，(《学而》)“信则人任焉”。(《阳货》)儒家的“五伦”就包括了一个“信”字。可见它是非常重要的伦理原则。
遵循儒家文化传统又非常精明的徽商，大多数都很讲究诚信，并且留下了不少的记录。
“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久之，四方争趣坡公。每入市，视封识为坡公氏字，辄持去，不视精恶长短。(《古歙岩镇东堪头吴氏族谱?吴南坡公行状》)
歙县岩镇出了不少商人，吴南坡是其中的一位。他有自己的经商格言，那就是“人宁贸诈，吾宁贸信”。凭着这个信条，他在市场上获得了自己的信誉，人们只要看到他的标记，不管实际质量的好坏和斤两的多少，都抢着购买。“人宁贸诈，吾宁贸信”，这八个字可为吴南坡的“金针”，也是很多徽商发财的“金针”。
胡荣命，字希禹，(黟县)西川人。仁厚长者，贾于江西吴城、贾五十余年，临财不苟取，遇善举辄捐赀为之，名重吴城。晚罢归，人以重价赁其肆名，荣命不可，谓：“彼果诚实，何藉吾名？欲藉吾名，彼先不诚，终必累吾名也。”(《同治〈黟县三志〉卷六〈人物?尚义〉》
徽商胡荣命经商50余年，不义之财不取，碰上需要行善的事情就捐助，所以在苏州很有点名气。由于他经营有道，他的店名已经成为一个金字招牌。当他晚年不再经商后，有人要以重价买他的店名，他却拒绝了。他的道理是：你如果诚实，就可以赢得顾客，何必借我的店名？不靠自己诚实赢得顾客，却想借别人的店名发财，这种想法和行为已经不诚实了，如果把自己的店名卖给这样的人，最后必将损了自己店名的声誉。
在大量的徽商传记里，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徽商把诚信看作经商策略的话语。清代道光年间，黟县商人舒遵刚说：“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他还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之大道也。”在这里，他是用“义利”的概念来阐发其观点的。义，当然包括诚信。在这位舒遵刚看来，义其实就利之源。钱财总有其来源，狡诈生财，就自己塞住其来源；而奢侈和滥用钱财，则是“自竭其流”。因此，因义生财，实际上是让源头丰裕，这样去经商，才算是懂得了“大道”。
“贾而好儒”：徽商的崇文精神
地处江南群山中的徽州，浸润着浓厚的儒家文化传统。
从中原迁徙到徽州的移民无疑都携带着儒家文化的基因。它们保持着宗族的组织结构，传承着儒家文化的血脉。
宗族是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渠道。它是一种社会组织，它的控制者多为崇奉理学的乡绅。无论是修建祠堂、编纂家谱、祭祀祖先，这些行为既强化着宗族观念，也强化着理学家所提倡的“忠孝节义”的思想观念。在祭祀活动中，徽州的宗族尊崇的是朱熹撰写的《家礼》；在族规族训里，反复强调的也是理学家所倡导的各种道德准则。这些观念和准则通过组织化的宗族传递到了民间，成为支配整个徽州社会的思想。
儒家思想，是积淀于徽商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因子；徽商的文化性格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审察有关徽商的文献记载，他们的文化性格就凸现在我们的面前：
他们的身上有着浓厚的伦理色彩。徽商传记里，有很多的“事父并继母极孝”、“母早故，事父与祖母极孝”之类关于“孝”的记载，有很多的“周急济荒”、“赴人之急”、“慷慨尚义”乃至“见义勇为”之类的评价，有很多的“重然诺，敦信义”“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之类的描述。所以，他们是道德君子，他们是伦理的化身。——他们是完全符合儒家文化标准的人。
由于徽州教育一直很发达，不少人小时候都读过书，但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经商的道路。清代婺源县的董邦直就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徽商的人生道路：先“业儒”——读书，后不得不经商，在经商的同时仍然读书不辍，最后在文化上还小有建树。他弟兄五人，本来都读书，但家庭生计需要他经商，在奔走之余，他没有丢掉书籍和爱好，借着经商足迹，他广交名流，自己也不断创作，编有诗集四卷、词集三卷。徽商是商人，但他们醉心于文化；他们是商人，却曾经读书。他们有很重的商人气，但也不乏书卷气。
徽商知道，“士”比“商”高出更多，让自己的子孙读书、做官，才是他们最可观的收益。因此他们发财之后，在投资教育上豪不吝惜，他们有的设立塾学，广请名师，以培养自己和宗族内的子弟，从而光大宗族。有的还设立义学，为贫寒的子弟提供上学读书的机会。从兴办塾学、义学到捐助县学、书院，他们出力最多，甚至还资助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路费、试卷费用等。正因为如此，徽州自宋代以来，社学、塾学、义学、县学、书院一直保持着稳定，在清代康熙年间，徽州的社学有462所；除了每县都有县学外，还有书院54所。真是十里之村，不废诵读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