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猎场，康熙去了48次，乾隆去了40次，雍正为何不去_董鄂妃有何魅力，能把顺治皇帝迷得神魂颠倒

木兰猎场，康熙去了48次，乾隆去了40次，雍正为何不去

感谢邀请，针对您提出的关于为何雍正不会去木兰围猎的问题，在我看来，主要由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大方面决定，接下来我们进行细致地讲解。

在讲主客观因素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木兰猎场（也称为木兰围场）的一个历史概况。木兰围场作为清代最大的皇家猎场，占地14000多平方公里，地处河北省东北部的内蒙古草原，于1677年（康熙十六年）被康熙首次北巡时看中，当时隶属于蒙古喀喇沁、翁牛特等旗管辖。经过4年的时间，在1681年（康熙二十年）康熙第二次北巡时得以确立为清朝皇家的围猎场。

木兰猎场

在此后140年的时间里（1681—1820），三代帝王（康熙、乾隆、嘉庆）共去过105次，而其中又以康熙和乾隆的次数为最多，爷孙俩几乎每一两年都会去一次。但很奇怪的是，中间的雍正皇帝在其在位期间，却没有以皇帝的身份去过一次。

一、客观因素：

1、秋狝由来及成因

因为木兰围猎在每年的七八月份举行，正值秋季，所以称之为“秋狝”（春季称为蒐【sou】、夏季称为苗、冬季称为狩）。

木兰秋狝图

而之所以会选在木兰秋狝的原因，并非单纯康熙喜欢这个地方，实则暗藏玄机。1677年（康熙十六年），当康熙第一次发现这个水草丰美之地时，曾经发出了一句感叹，“万里山河通远檄，九边形胜抱神京”，光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就绝不仅仅赞叹此地物美丰饶这么简单。木兰围场所在的位置恰恰有向西拱卫京师、向东安定蒙古诸邦之意。

康熙8岁登基，少年天子一腔治国之志。1677年正值平定漠北蒙古之际，康熙此举恰恰可以起到管理蒙古三大部（漠南漠西漠北）。因为在围猎的同时，康熙可以借木兰之地就近接见蒙古的王公贵族，利于对其进一步联络和管理，从而达到边防安定的作用，这便是康熙感叹当中的“万里山河通远檄”的意义所在。

康熙剧照

当然，康熙的选择还受一个方面的影响，那就是满洲八旗骑射的传统习俗。我们都知道，清朝是由“马上得天下”的民族建立的，所以为了时刻保持八旗子弟的英勇善战、骑射俱佳的本领，围猎便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狩猎当中，既可以调动八旗官兵的积极性（有猎物有奖赏），也可以使其锻炼了技艺，保持一种紧绷而非松弛的状态，有效防止了在和平时期将士松懈懒散的问题。

2、雍正继位之后面临的窘境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69岁的康熙驾崩于畅春园，45岁的皇四子胤禛继位，是为雍正皇帝。其在位的13年之间（1723—1735），一次都没有去过木兰围猎（以皇帝身份）。

木兰秋狝盛典

究其原因，从客观层面讲，主要由于雍正继位之时面临的各种窘境所造成。一方面，在康熙朝遗留下来的财政问题十分严峻，虽然是康乾盛世的开端，但随着下江南、各处巡游所下来的花费甚巨，所以到雍正继位之时，国库是呈赤字状态的。而另一方面，雍正继位后面临的是青海叛乱尚未平勘、朝中局势甚为微妙的局面，所以他也无暇顾及其他。

二、主观因素：

雍正人生信条和顾虑

说完雍正面临的客观局面，我们来从主观方面入手，看看雍正为何不去木兰围猎的内心想法。1722年在父亲康熙去世后，雍正已然是一个即将半百之人，与父亲8岁登基远远不同，他内心深深明白自己需要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才可以将自己的皇位坐稳，才可以将大清带入一个更加繁华的时代。

雍正画像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雍正在位期间，都是秉持着“勤恳治国恐犹不及”的态度，所以为了将财政难题和外部战乱局势尽快解决，他宁愿违背父亲康熙定下的祖制，将朝政和国家放在第一位。所以，从治国的勤勉程度上来讲，雍正堪称清朝之最。据不完全统计，光涉及到国家大事层面的奏折，雍正每天就要批阅十几件，他始终贯彻“今日是今日毕”的原则，有时候甚至会在批阅奏折期间就睡着了。

也正是他十几年的勤勉努力，清朝的局势朝着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在史学界评说之时，相对于其取得的功绩，不遵“木兰秋狝”之过已然不那么重要了。

雍正剧照

总结：

正是由于木兰围场本身物产丰饶而且地理位置的关键性，又兼之狩猎对于八旗官兵的重要性，自1681年（康熙二十年）康熙第一次秋狝开始，木兰秋狝便成为了清朝的定制。

而雍正继位后，由于自身的治国作风以及面临的各种窘境，他不得不专心将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处理朝政解决难题上面，这才导致在位期间没有去过木兰一次的原因，当然，在其临终弥留之际，特别留下遗训，告诫后世务必要“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毋忘家法”，所以从这一点上看，雍正之所以不去木兰围猎除了顾虑也有无奈，所幸其后的乾隆和嘉庆在自己的遗训下，将木兰秋狝之制传承了下去。

木兰秋狝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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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说他不爱好打猎，他在位十三年，披肝沥胆，力图纠正康熙晚年以来的积弊。他是中国古代皇帝中少有的工作狂，经常熬夜批阅奏章，生活不规律，这也是他短命的原因。除此以外他最大的爱好就是Cosplay，打扮成洋人，或者道士什么的让人画画。

董鄂妃有何魅力，能把顺治皇帝迷得神魂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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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后宫妃嫔众多，她们的职责，不过是陪侍皇帝的生活和传宗接代。皇帝跟她们很难产生真正的爱情。但也有例外，如唐明皇与杨贵妃，可以称为“生死恋”，流传至今不衰。顺治帝与董鄂妃之恋，也是一段很生动的故事，虽说故事不尽如唐明皇与杨贵妃之恋，但就爱之深，情之真，却也不差分毫，为清史留下一段佳话。

一、董鄂妃一波三折的入宫之路

董（又作栋）鄂氏，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不是满洲世族，却是满洲著名姓氏之一。其家已是三代武职，隶正白旗。父鄂硕以军功显，于顺治九年（1652 年）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十三年，即董鄂氏入宫之年，擢升内大臣。父以女贵，故破格晋升；十四年（1657年），又以董鄂氏册封皇贵妃，进三等伯。

由此可知，董鄂氏的家庭出身较为优越。

董鄂氏如何被顺治帝选中的? 换言之，她是怎样入宫的? 清官方史书对此秘而不宣,《清史稿》也仅说:“（董鄂氏）年十八人侍，上眷之特厚”云云。清初“故事，后妃、王、贝勒福晋、贝子、公夫人，皆令命妇更番入侍，至太后（指孝庄）始命罢之”。

这就是说，董鄂氏是在 18 岁那年“入侍”顺治帝前，被纳为妃的。凡“入侍”者皆属“命妇”即已婚妇女。那么，董鄂氏究竟是谁的妻子呢?

业经清史诸学者基本考定：她是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襄亲王是清太宗第十一子，顺治帝排行九，两人是同父异母兄弟。董鄂氏先嫁襄亲王，后入宫归顺治帝。哥哥娶了弟弟的妻子，这在清入关前及入关初期，行满洲旧俗，并不拘守汉人的伦理，似乎不算什么问题。

更有甚者，多尔衮却纳肃亲王豪格之妻，纳侄媳妇娶为妻，尤属违规。但鉴于多尔衮被定为罪人，此段纳侄媳为妻事载入清官方实录中。而顺治帝为皇帝，纳其弟媳事，随着满俗汉化，已认识到，此举不合礼俗，为君者讳，故实录只字不载。即使如此，仍有见证人做了记载，他就是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汤若望，他说:

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官中，封为贵妃。

这位贵妃于一六六〇年产生一子(应为一六五七年。董鄂氏死于 1660 年)，是皇帝要规定他为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按，应为三个多月）之后，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亦薨逝。皇帝陡为衰痛所攻，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

这段文字，正是顺治帝与董鄂爱恋的故事。根据这一记载，可以恢复此一事件的真相：顺治十三年二月，董鄂氏作为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命妇“入侍”宫中，参加宫内的庆典活动，因而见到了顺治帝。她的美丽，亭亭玉立的身材、高雅的气质，立即震慑了顺治帝的心灵，狂热地激起了他的爱慕之情。他以各种理由不断召董鄂氏入后宫，借机与她见面，传达他对她的爱恋。此事很快被她的丈夫博穆博果尔知道，于是，他怀着一腔愤怒闯进宫中，向他的皇帝哥哥发出质问。

顺治帝不能忍受其弟的无理“犯上”，竟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孝庄太后也知道了这件事，感到事要闹大了，就准备赶快为儿子册立东西宫妃嫔。正好新建乾清、坤宁二宫与景仁宫殿就要竣工，册立妃嫔正是时候。当时，由孝庄作主，没及征求意见，就宣布将孔有德之女四贞纳为东宫皇妃。很不巧，四贞已由父母生前许配给孙延龄将军，只好作罢。但顺治帝执意要娶董鄂氏，闹得其母烦恼不已，又无可奈何。她明白，这都是因为命妇例行“入侍”，才有机会让他们相识相恋，否则，他们永远不会认识！

她这才认识到此制不妥，如继续让命妇入宫与皇帝见面，还说不定以后闹出什么事来！她断然下令：命妇“入侍”制永远停止。《清史稿》记载董鄂氏“年十八入侍”一语，也就不言自明了。

再说博穆博果尔，自己新婚未久的妻子被皇帝看上，背着他私相幽会，受此大辱，又被皇帝打了一个耳光，再也咽不下这口气，汤若望说他“怨愤致死”，或许“自杀而死”，反正因这件事而死，年仅 16 岁，时间是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三日。博穆博果尔猝死，确使顺治帝不安，也许是为弥补自己的过失，特给其亡弟以优厚待遇：于定例外加祭一次，派工部为其监造坟祠；顺治帝移居新落成的乾清宫，因博穆博果尔丧而免行庆贺礼。

七月初九日，礼部提出，八月十九日将是吉日，可以“册妃”。册何女为妃? 官方《实录》隐而不书。顺治帝答复：因“和硕襄亲王薨逝，不忍举行。”命八月以后“择吉”。从一般情理说，一个亲王级的弟弟去世，不会影响国家事务的正常运行，也不会干扰皇帝要做的事。惟襄亲王去世，却使顺治帝不敢做自己想做的事，本来急于将董鄂氏纳入宫中，却“不忍举行”，正好说明他心中有愧。《实录》将“册妃”与襄亲王之死两事联系在一起记录，也就使人看清了此事的真相。

二、董鄂妃的得宠

八月十一日，顺治帝派内大臣公额尔克戴青“祭和硕襄亲王”。此距其亡弟之死日，为1个月另 7 天。

顺治帝终于忍耐不住急切的心情，于八月二十五日向礼部下达圣旨:“本月二十二日，奉圣母皇太后谕，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克佐壶仪，立为贤妃。尔部查照典礼，择吉具奏。”到这时，才正式公布董鄂氏的名字，册为“贤妃”。他说，是奉圣母皇太后之命选定的。说明他母亲不得不同意他要立董鄂氏的要求。

同一天，他又遣内大臣巴图鲁公鳌拜，“祭和硕襄亲王”。

两件事如此紧密地相关联，又频频祭亡弟，只能进一步说明其弟之死，与顺治帝欲夺其妻有关，这也证实汤若望所记的可信性。

九月二十五日，派遣伯索尼“致祭和硕襄亲王”。二十九日，顺治帝给礼部发出新的指令，称：他前奉圣母皇太后谕，拟将董鄂氏立为贤妃，于昨日（二十八日）又奉其谕旨：“式稽古制，中宫之次，有皇贵妃首襄内治，因慎加简择。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应立为皇贵妃。尔部即查照典礼，于十二月初六日吉期，行册封礼。”

清制，后妃一般是由嫔位以下逐步提升的。董鄂氏则越嫔位，而以“贤妃”册立，还未举行册封礼，仅隔了一个月，一下子提升到仅次于皇后之位的皇贵妃，此举非同寻常，看出顺治帝对董鄂氏的爱恋有加，必给自己心爱的人以崇高的名号，博取美人之欢心。此次指示，已确定十二月初六日行册封礼，亦举行大婚礼，正式结为婚姻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出这道谕旨的 3 天前，又遣官祭其亡弟，以此告慰亡灵，也使顺治帝感到心安些。大概顺治帝对此事或有负罪感，心里总是不安，故每次对董鄂氏的册封名号，便加速他们的结合，因此就给其亡弟祭祀一次，求得亡灵的宽恕。

十二月初五日，即册封董鄂氏前一天，先遣内大臣爱星阿告祭太庙，预先向祖宗在天之灵进行告祭。次日为初六吉日，隆重举行册封典礼，其规模、程序，几与册立皇后无别。《实录》对典礼的过程及热闹的程序，都做了详细记录，人们可以感受到此次典礼隆重、热烈。

当天，册封礼成，颁诏天下。其文曰：

帝王临御天下，庆赏刑威，虽当并用，然吉祥茂集之时，尤宜推恩肆赦，敬迓天庥。朕遵圣母皇太后谕旨，思佐宫闱之化，爱慎贤淑之求，于本月初六日册封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为皇贵妃。赞理得人，群情悦豫。逢兹庆典，恩赦特颁，所有事宜，条列如左：……

以下，列出大赦条项 10 大项，皆以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昧爽以前”为界限，以本日前在赦免内，此日后不在赦为册封董鄂氏，向全国颁布恩赦，这也是超出常制，给董鄂氏一个殊荣。

按清制：册立皇后礼成，颁诏天下；册封妃嫔无颁诏。恰恰就是这位贵妃是个特例，顺治帝为她颁恩诏，把这份最受百姓欢迎的最高荣誉给了董鄂氏。充分表达了这位青年皇帝对董鄂氏爱得至深。

三、顺治帝与董鄂妃的凄婉爱情

顺治帝终于与董鄂氏成婚，遂了心愿，便把他的爱和感情都投到董鄂氏，不再爱其她妃嫔。此时，第二任皇后已进宫两年多，他对这位皇后也不那么喜欢，来了董鄂氏，就更疏远了她。

他故意挑毛病，以失礼事，擅自破坏宫中礼仪，给予皇后一些处分。已如前篇。各种迹象表明，顺治帝又想废去第二个皇后，企图立董鄂氏，取而代之。顺治帝显然是受到母亲的阻挠。仅给皇后处分3个月后，便被迫取消处分。顺治帝的两个皇后，都是孝庄皇太后的本家亲人，一个是侄女，一个是侄孙女，前一个已受到伤害，绝不允许他再废第二个！她看破了顺治帝的意图，就坚决地阻止了他。董鄂氏生前终未能成皇后。

董鄂氏受到顺治帝宠爱，自不必细说。爱屋及乌。顺治帝把对董鄂氏的爱，施给其亲人。前叙董鄂氏册封贵妃时，其父鄂硕已进三等伯。封伯不久，他便病逝了，顺治帝又打破“常例”，追赠他为三等侯，谥“刚毅”。她的伯父罗硕也直接受惠，于顺治十七年授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顺治帝与董鄂氏恩爱无比，很快结出爱的果实：他们的儿子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初七日诞生，排行第四。此子之降生，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天赐之宝！顺治帝内心的欢愉，是可想而知的。

当他们还陶醉在欢乐之时，不幸的事却突然降临了：皇四子未及四个月，尚未命名，却于顺治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夭折了。这突兀其来的不幸，使他们陷入极度的痛哭之中。董鄂氏为痛失爱子，痛不欲生；顺治帝内心的悲伤，是不言而喻的。

他毕竟是皇帝，不能像常人那样，把悲伤尽渲泄于外。他要忍耐，把悲藏起来，为避免诸臣猜测，立即召见诸内大臣，向他们说明自己此刻的心情。他说：皇子刚刚死了，你们不要以为朕会过于感伤。此前，因为皇太后身体欠佳，朕为此时刻忧念。现在，太后已康复，“此真无疆之庆，于愿至足，岂复以此幼子感怀!”当襄亲王去世的时候（即博穆博果尔)，朕尚且反复思虑，惟恐太后悼伤，强制忍住自己的感情。看来，“生死从来定数，焉能有违！朕念切国家，仰副我皇太后之心，安敢过于伤念? 亦非强为之词，而有动于中也。卿等宜知此意。”

顺治帝很聪明。他明白，他过于宠爱董鄂氏，为新生此子而极度兴奋，举朝皆知。此刻，当他陷人极度悲伤，却不想让群臣都看出来，不待他们劝慰，先自表白，既是自劝自慰，更是要作出姿态，以国事为重，以皇太后为重，一个小孩子死了，如同襄亲王一样，不过是“死生有定数”，谁也违抗不得，他不会为此而伤感。他保证自己说的都是真心话，大臣们应该知道他的心情。

他这一番话，自然博得了诸臣们一致赞赏，都说：“臣等正以皇上伤感为虑，今闻谕旨，不胜欢慰。”事实上，他的心情远非如他说的那么轻松，他对爱子的死，也绝非不在意，相反，他看成是自己的大不幸，时刻挂在心里。

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对其出生四个月而夭折的皇子的追封。仅出生实际不满四个月的幼儿，而且尚未命名，也给追封，确属多此一举，超乎一般常理。但顺治帝却以超常的心态超常对待这个幼儿，给他追封爵位，于顺治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即幼儿死后两个多月，追封为和硕荣亲王，用以对亡儿的悼念。

这说明他与董鄂氏对此事念念不忘，即使事过两个来月，仍不能平复内心的悲伤。给这个才4个月的亡儿如此崇高的爵位，毫无意义，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

不仅如此。顺治帝还为这个无名的婴儿大办丧事。四月，还在他的授意下，为这位荣亲王建寝园，“安设神牌，遣官谕祭。责成礼部为这位亲王选墓址。据礼部奏：墓址已选好，是块风水宝地，但圈丈的墓地内尚有寺庙和坟墓应予迁出。特请示顺治帝批准。

顺治帝见此事牵扯百姓的切身利益，不得不慎重考虑，作出了明智的选择，批示说：

“民间年久坟墓，及供奉神佛之寺庙僧道等，为朕稚子建立寝园之故，俱令迁移，朕心实为不忍。况群黎百姓，莫非朕之赤子，所有坟墓、寺庙，不必迁移，仍著照旧存留。”

他指示礼部尚书恩格德:“可作速前往，将荣亲王新园附近坟主眷属并寺庙僧道等，传集晓谕，俾知朕体恤民之隐至意。”为选墓地，如此费周折，用心良苦，全是对董鄂氏的爱。幸亏顺治帝为百姓的利益着想，还没有不顾一切，否则，事连百姓、僧道，必造成损害。

直到顺治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才将这位无名的荣亲王下葬，其葬地就选在京郊黄花山。按亲王级举行葬礼，自然是隆重而庄严，祭拜的程序一个也不能少。幼儿下葬成礼，这件事才告结束。

顺治帝与董鄂氏曾为子丧而有过极深悲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渐渐淡化。因为他们还很年轻，顺治不过 20 岁，董鄂氏还不足 20 岁，今后，继续生儿育女，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此一来，也足以使他们感到安慰。顺治帝还是一如既往，仍然是那么深的爱着她。爱，很快抚平了他们心灵的创伤，渐渐地恢复了往日的那种甜蜜的生活。

可惜，好景不长。也许是命中注定? 人们无法想象的是，好端端的，又是那么年轻的皇贵妃竟然病倒了！顺治帝指定最好的太医，用最好的药为她医治，结果是回天无力，美丽的皇贵妃香消玉殒，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瞬息之间，一个鲜嫩的生命突然消失了。这一天是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距离她的婴儿夭折，也只有2年零6个月！

四、顺治帝的为情所困

可以肯定地说，在短短的两年间，顺治帝连续痛失两个最挚爱的亲人，是何等悲痛！他为痛失董鄂氏所遭受的沉重打击，远远超过失子之痛。且不说顺治帝如何悲痛，还是看看他怎样为董鄂氏办丧事，就知道他对董鄂氏倾注了多少感情！

董鄂氏病逝的当天，在短暂地痛哭之后，顺治帝马上张罗为她办丧事，倾注了他的全部爱，即使超过了常规常例，他也在所不顾。他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官员以上，并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都集于景运门内外，集体“哭临”；还决定“辍朝五日”。

他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个方面的人，都来为董鄂氏之死而哭泣，还停止朝政5天，请僧道做道场，为她超度亡灵，都显示了超规格、超标准地办丧事，以此寄托他对董鄂氏的至深的爱接着，他又做出一项重大决定：给董鄂氏追封皇后。她生前未获此殊荣，死后一定要得到！他迅速行动，首先向他的生母皇太后请求，期待得到支持。皇太后以死后追封，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更不会影响现任皇后的政治地位，于是，便满足了顺治帝的要求，给予支持。

八月二十一日，董鄂氏去世的第三天，顺治帝马上传谕礼部，说：

奉圣母皇太后谕旨：皇贵妃佐理内政有年，淑德彰闻，官闱式化。倏尔薨逝，予心深为痛悼，宜追封为皇后，以示褒崇。朕仰承慈谕，特用追封，加之谥号。谥日：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其应行典礼，尔部详察速议具奏。

八月二十三日，礼部不敢怠慢，迅速具奏，提出：追封皇后，

应撰玉册玉宝，并造香册香宝，所有谥号用黄绢裱册，须钦天监择吉，遣官一员，告祭奉先殿。是日，即行追封礼。先期鸿胪寺官，设节册案于太和门东，设彩亭于协和门外，礼仪院官设节册案于梓官前。节案居中，册案居左，设香案于节册案前。一切都备办完毕，再按程序，举行复杂的仪式，最后，由宣册官取“赞宣册”宣读，然后将黄绢册在董鄂氏梓宫前焚烧。至此，追封皇后礼毕，负责此项仪式而临时任命的正副使“即持节复命”。

八月二十六日，丧礼正式开始，先追封董鄂氏为皇后，告祭奉先殿；再公布追封皇后的封号、宣读册文。其文古奥典雅，充溢了赞美辞，表达了顺治帝的悲痛心绪，再赐以皇后之宝，其宝文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之宝”。

八月二十七日，将董鄂氏端敬皇后梓宫移放于景山观德殿，仍按上列顺序“致祭如前”。顺治帝为董鄂氏服丧 12 天，至九月二日释服，遣官致祭。至九月十七日，已满 27 天，众官及命妇“俱释服”。

此后，对董鄂氏的祭祀不断，充分表达顺治帝对她难以忘怀的纪念。

一个被追认的皇后，不仅得到了与正式皇后同样的待遇，而且在某些方面多有超过，亦见顺治帝爱董鄂氏早已超出了礼仪的限制，不加掩饰地尽情渲泄他对董鄂氏的爱。

自董鄂氏去世，顺治帝情绪低落，他似乎已看破红尘，高不可攀的帝王之家，在他的眼中，已无光彩。他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现实的世俗生活失去了它的应有之义，连皇帝的宝座也使他感到厌恶。

他不再留恋荣华富贵，竟产生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要放弃当皇帝，出家当和尚。据说，他闹得很凶，一度非要出家不可。他自取法名“行痴”，进而剪掉发辫，任性任情，眼看真的要当和尚了。幸亏顺治帝敬重的高僧玉林琇赶到，极力劝解，始放弃出家的念头，让一个太监吴良辅做替身，才算了断这段出家的闹剧。

顺治帝出家的事，实际上，并非全因怀念董鄂氏所致，还有他自身对佛法感悟和追求。不可否认，董鄂氏之死，对他打击至重，是促使他一度欲出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董鄂氏死后，顺治帝还在日夜思想，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思念不但没有淡化，却与日俱增，他又做了一件历代帝王不曾做过的一件事；为自己至爱的爱妃写回忆录，名曰《端敬皇后行状》。所说“行状”，是指人一生的经历，业绩，乃至思想品德的总括。人死后，由其亲人即熟悉其人一生的人主笔，记述其一生的历史。顺治帝却打破惯例，以一个皇帝给自己的后妃写“行状”，倾注了他对董鄂氏的全部爱心。

且不论顺治帝的汉文程度如何，叙其“行状”，洋洋数千言，有一气呵成之势。通篇写的是董鄂氏的美德，叙两人所经历之事。顺治帝身为皇帝，却不是以上驭下，以帝训臣的口气写的，确是如一对恋人的关系，娓娓道来。

他直言自己所做所想不足，经董鄂氏提醒或揭示，才得以更改。这也很难得。他没有说自己完美无缺，倒是她完美无缺，从内心到举止行为，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心地善良，性格温柔，行为端庄，充满智慧而机灵，又善解人意的最美好的形象，难怪顺治帝那么爱她。今人读此文字，也不能不为之感动，对董鄂氏过早逝去抱以深深地惋惜之情。

顺治帝与董鄂氏之生死恋，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悲剧故事。他们生之恋，一方死后，一方还在恋，虽阴阳两隔，亦不减生者对死者之恋。这个故事的可贵处，就在于他们的感情始终真实，且经久而不衰减，做到了始终如一。这大概就是真正的爱情的含义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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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爱嗑药的皇帝，一为长生，二为壮阳。长生成功率不高，第一名乾隆活了89岁，但过80的很少，雍正就只有58岁，更多是三四十岁就英年早逝了。

壮阳药在中国起源很早，西汉成帝被认为是第一个因春药服食过量而死的皇帝，但这不能说壮阳药没有功效，据说南宋度宗赵禥，在药物的帮助下，一夜宠幸了30个妃子。

皇帝富有四海，天下的女人都是她的，本不需着急，但关键时刻心猿意马，控制不住。

女人，终究是男人绕不过去的坎，即便这个男人是皇帝。

有女人太多丧命的，也有被一个女人勾走魂魄的。

明朝孝宗皇帝朱祐樘，终其一生，后宫只有张皇后一个女人，大臣们一度怀疑皇帝的取向有问题，好在孝宗皇帝生了个儿子。

朱祐樘的奇怪性格可能有遗传成分，他的父亲宪宗皇帝朱见深，也是钟情于一个女子，就是那位年龄可以做他妈的万贵妃。为了万阿姨，不惜废掉刚过门的吴皇后，要不是某天忽然冲动，打了个冷战，大明的子嗣在他那就断了。

朱见深朱祐樘以后，明朝还有一位痴情的君主，就是那位幼年丧父，老娘出轨，四十年不上朝的万历，专宠郑贵妃，为此不惜废掉长子也要立福王为太子。

不能不说，某些女人的魅力太大，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清朝是马背上的民族，更加粗犷也更加彪悍，想象中的画风应该是努尔哈赤或者皇太极那种满脸络腮胡，行动粗鲁的塞外大汉。但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却是妥妥的白面书生，他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虽然早早被立为皇帝，却长期生活在“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阴影之下，平日里战战兢兢。

站在今人的角度，顺治的成长环境很不健康，甚至有些恶劣。

好在他刚刚亲政就遇到了贤惠可人的董鄂妃。

董鄂妃的身份要专门做个澄清。早年有传言认为董鄂妃就是明朝末年名震天下的秦淮八艳董小婉，实则是个误会，董小婉早年嫁于才子冒辟疆，年龄经历和董鄂妃都对不上，再者说来，顺治年纪轻轻，怎么会娶一个汉人青楼女子。

正史记载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之女，大将军费扬古之姐，满洲正白旗人，有些争议的是有人提出董鄂妃实是皇太极第十一子博穆博果尔的妃子，为顺治抢夺而来。但博果尔16岁就死掉了，纵然董鄂妃是他的妃子，也可能并没有过门。

董鄂妃虽是满人，却是随父辈在江南长大，知书达理，端庄贤良，深受大一岁的顺治皇帝喜爱，“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可是很高的评价，据说顺治皇帝有意废掉孝惠章皇后，改立董鄂妃，为群臣所制止，只好加封为皇贵妃，这已经是嫔妃的最高等级了。

有了这样一个贤内助，顺治自然情绪大好，后宫虽不的干政，但董鄂妃却能在红线以外，经常给他提出好的意见建议，夫妻二人莺莺燕燕，琴瑟和鸣，可谓一对佳偶。

如此这般，就不难理解董鄂妃死后，顺治为何精神崩溃，选择出家避世（正史认为顺治死于天花）。

当然，这么解释还是不具有普遍性，那我们再来看清朝其他两位皇帝。一个是顺治的儿子康熙，顺治出家后，康熙7岁即位，鳌拜专权，可以说康熙重复了父亲的老路，虽然他性格坚强，但终其一生对青梅竹马的原配皇后赫舍里念念不忘，另外一个就是苦孩子同治，早早没了父亲，缺乏管束的他染上恶习，最终死于梅毒。

纵观明清两朝的皇帝，对某一个女人用情极深的，大多家庭不幸，不是童年留下阴影，就是单亲家庭长大，缺乏温暖的成长环境在他们的性格中留下了巨大的隐患，长大后的一些古怪行为可能就源于此处，而当某一个女人走入他们内心的时候，影响力是巨大的，这个女人可能并不是好人，也可能并不贤惠，但肯定是他们最需要的，或者说最合适的。

至此，他们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男和女，也不是夫与妻，更像是溺水的少年抓住了一艘救生艇，沙漠中的旅人找到了一株仙人掌，这种奇怪的关系穿越了时空，弥补了幼年的缺憾，驱散了笼罩头顶的阴影。

但这种关系同样是不健康的，即使是一个普通的成年人，也必须丢开别人的搀扶，独自走进这个世界面对风雨，皇帝注定是孤家寡人，如果他把有情感的缺憾都寄托在一个女人身上，当这个人离去，他的情感又会便的残缺，这种得而复失的残缺，比起从未拥有，更加致命，顺治出家也就不难解释了。

这个故事生动的告诉我们：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即使做了皇帝也会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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