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时举足轻重的邯郸市近代沦落成一个三线城市呢_晋国是唐国吗
为什么古代时举足轻重的邯郸市近代沦落成一个三线城市呢
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古代邯郸为什么举足轻重，这是一个认识前提。
前面已经有回答提到了，今天的邯郸市，有战国时赵国的邯郸，魏国的邺城，唐朝的魏博军，宋的大名府，在古代一直是名城重镇，那么，这持续的“重要”来由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山、一水。
山是太行山，水是黄河水。
在战国时代，今天河北东部地区的很大一部分处于盐卤沼泽之中，河北地区，沟通南北，即河北易县到北京这一块的“燕地”的主干道，实际上是在太行山东麓行进，也只能通过这里行进。
所以，从邺城到邯郸，再到常山（中山国），再到代地和燕地，实际上是一条主干线过去，而邯郸附近又有漳水等支流灌溉，是沿途农业条件最好的地区，有水土方能养人，又有交通枢纽的便利，所以在战国到西汉都是人口7万户的大都会。
但是，随着地理环境的变迁，到了三国时期，邺城虽然仍旧是曹魏的统治中心，其自然水系已经极大退化，以至于曹操为了维持邺城的水运要开凿多条人工运河来维持。
这些工程其实一直维持到了北朝的北齐，仍旧让邺城是一大名城。
然而，在隋唐时代，政治上对于关东地区一直有所压制，在邺城被平毁之后，割据河北的窦建德连建都都选在了洺州（今河北永年），而非邺城所在的相州，同期，魏州(今河北大名)崛起，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隋炀帝开掘大运河，永济渠从境内通过。
而永济渠的开掘，实际上意味着河北地区三条南北主干交通线的形成。
即西线延太行山东麓南北向的古道，延永济渠向北的东道，以及经雄州、霸州南下的中道，当然，由于隋唐时代在今天雄安新区的白洋淀东西向是连绵的湖泊和沼泽水系，所以中道在隋唐时代并不繁盛。
一直到了宋代，魏州改名为大名府，成为北宋王朝在河北地区防御的轴心，根本原因即在于其居于控扼上述三条主干线的枢纽位置，所以，仍旧是河北地区的第一名城。
当然，河北北部的幽州，则在辽国手中，北宋随短暂收复为燕山府，也被掳掠一空，实在没法和大名府相比。
真正的大变革在元朝，即修建新的大运河之后。
元朝运河经山东聊城经山东临清再到山东武城县、德州市，直奔河北沧州，完全绕过了邯郸市所辖的诸多历史名城，而元明清三代，运河漕运一直是沟通南北的物资大动脉，可以说，自此之后，黄河水系再也不是中原王朝的经济主血管，那么，依托于黄河水系，由其滋养的邯郸的这一块土地，也就不再像历史上那么举足轻重。
等到了晚清铁路兴起，历史名城更是一个个落地，曾经的锁匙正定被石家庄代替，而今天的邯郸市区也代替了当年的广平府永年县，成为依托平汉铁路新兴的城市。
但是，邯郸在铁路运输位置上的重要性，远远不如德州、石家庄等地，自然就显得越来越边缘化。
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崛起，这个，恐怕只能生于斯长于斯的邯郸人才能回答，不过我相信，只要有这个信念和骄傲，这个未来就是迟早的事情。
从历史层面规律来谈，只要有新城市崛起，就有老城市衰落，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例如，宋代之后长安的衰落同时元明清时代北京的崛起，大运河开通之后苏杭一带市镇的崛起而非运河沿岸地区的的衰落。晚清时期直隶省天津的崛起、盛会保定的相对衰落。
邯郸北通燕涿，南自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
在先秦时期，邯郸作为赵国都城达158年之久，可见邯郸的物产与位置的优越。明代之后，邯郸的城市功能主要是拱卫帝都，保障京师的物资运输和提供人力资源。也就是说，距离京师太近，邯郸失去了独立发展的空间。
成为一个特大城市需要历史机遇，也需要很多条件。民国时期，邯郸建立了一系列重工业，类似于铁路网络也逐步完善，以农业手工业和工业制造品为主要产业的发展方向开启了新的阶段。但是，周边的城市规模也发展起来，而且交通便利的优势也逐步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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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是唐国吗
是
唐叔虞死后，他的儿子姬燮（亦称姬燮父）继位。姬燮继位后，将唐国迁移到晋水（在晋阳县西悬瓮山，此处有纪念唐叔虞的晋祠）之傍 ，因而将国号改为“晋”。自此，唐国就变成了晋国，姬燮也就成了晋侯燮。
晋侯燮后代中的一支，迁徙到今天湖北随州市、枣阳市一带，仍称为“唐国”。前506年，唐国与吴国、蔡国一起参加“柏举之战”（今湖北省麻城市境内，一说湖北汉川北），联军击败楚国，遭到楚国记恨，次年唐国被楚国所灭。
是
殷周之际，在今天山西省南部的翼城、曲沃、绛县、襄汾、侯马之间，有一个古老的小国，历史上称其为唐国。唐国东邻太岳山脉的西麓，北、东、南三面地形偏高，向西倾斜，法水由东北向西南缓缓流去，经今侯马市南郊，再往西南不远处，流至今新绛县东南境，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湖泊，史称“王泽"，然后注入汾河。
在远古时代，我国北部曾经有一个叫做陶唐氏的部落，这可能是一个善于烧造陶器的部族，故以陶为名。“陶”，古读为尧，于是，后世遂把作为族名的陶唐氏人格化为传说中的帝尧，或连称“帝尧陶唐氏”，或把夏、商、周以前称为唐尧虞舜。
陶唐氏在若干年代之后衰落下去了，有虞氏代兴，陶唐氏的宗子飂叔安有个后裔叫做董父，曾在帝舜联盟中供职，甚得帝舜氏赏识。于是，封之以土田，赐之姓氏。“飂”就是“刘”，可能是陶唐氏大部落中的一族。所以，到了夏代就出现了陶唐氏裔子刘累，刘累就是飂叔安的后人。豢龙氏自董父开始，到夏代孔甲在位时衰落了。这时叔安的另一派子孙刘累出来在孔甲的王朝做官，改称御龙氏。御龙氏获罪，惧罪迁逃于鲁县(据说即今河南省鲁山县)。
他们就是春秋时晋国卿族范氏的远祖。
《国语·晋语八》记述晋卿范宣子(士匄)对出使晋国的鲁国大夫叔孙穆子的一段话：
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周卑，晋继之，为范氏。
根据范宣子对他们家世的自述，似乎南迁的御龙氏在商代曾北上复居故地，因为在夏时他们也以豕韦氏为族名，所以商时仍袭用这个旧名。商末周初，他们的国家叫唐国。周灭唐后，唐君被迁到杜(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故名唐杜氏。
关于古唐国的历史，除上述《晋语八》有记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记述与其相同。商代唐国则是传说中帝尧后裔的一支“帝尧陶唐氏”和他所处的晋南历史如何?史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今天的晋南在夏代以前成为尧舜禹活动的中心。“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这时，《五帝纪》说：舜帝继位要“之(到)中国”。《史记·集解》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可见“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这块地方，即帝王所都。
历史传说需要考古学的验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国考古学者已经找出了解答的钥匙。
中国古文化有两个重要区系：一个是源于渭河流域，以玫瑰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一个是源于大凌河流域，以龙(或龙鳞)为标志的红山文化。它们形成、出现的时间距今约六七千年，都是从自己的祖先衍生或裂变出来的，各有自己的“根”。
花(华)和龙最早分别出现在六七千年前的华山脚下和燕山之北，二者出现的时间相近，可追溯到七八千年以前，它们产生的条件也相似，这意味着东亚大陆上的文明曙光已经出现。华山脚下的玫瑰和燕山以北的龙在距今五千年前在桑干河上游(河北、山西北部)对接，结合成了共同体，迸发出文明的“火花”。
距今四五千年，以晋南襄汾为中心的“陶寺”遗址所代表的古文化，人们已经使用大石磬和鳄鱼皮鼓随葬。这反映出其社会发展到了比红山文化更高的阶段。“陶寺人”使用具有明显特征的器物群，包括源于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的斝，也包括源于红山文化的朱绘龙纹陶盘，还包括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种“L”形石推刀。这说明了陶寺的文化面貌已具有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性质。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华)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连同江南的古文化都聚集于此，犹如车轮之辐聚于车毂，证明了四五千年前的晋南是当时我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也证明了陶唐氏作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曾真实存在。
作为陶唐氏后裔一支的古唐国在历史上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山西通志·金石记》著录了一只前代出土的“唐子爵”，它的铭文仅有四个字：“唐子且(祖)乙”。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断言它是“商世唐君之器也”。
《诗经·周颂》篇说武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这里的“刘”即指上述刘姓的陶唐氏后裔。可见周武王伐唐是仅次于伐商的一件大事，只因史书失载，古唐国在这次历史大动荡中遂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
武王克商建立了周人的统治，他为监督商人残余势力的反抗将其弟管叔鲜、蔡叔度，同母弟霍叔处，封于原殷都附近。但武王在位的短短几年中，周人对全国的统治并不巩固，政治上潜在着严重的危机。因此，在他死后，其子成王即位，由周公(姬旦)摄理政事，而管叔、蔡叔不服，王室内部矛盾尖锐，围绕着周公摄政的问题，酝酿着严重的权力之争。
商纣之子武庚(禄父)趁机利用周人上层集团中的矛盾，联合管叔、蔡叔、霍叔三人一起发动叛乱。周公旦率师东征，历数年之久才平息了殷贵族残余势力的反抗。古唐国也参与了这次叛乱，于是周公举兵灭唐，迁古唐国君主和贵族于杜，称其为唐杜氏。唐杜氏虽失国迁居，但仍在周室供职，并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人民。一直到西周后期，周宣王杀死了唐杜氏子孙杜伯，他的儿子隰叔为避难逃到晋国，做了大理(法官)，这就是晋国贵族范氏的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