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历史，王安石病故，你知道这个历史人物吗？
如果大致划分，从宋代到现代，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是贬损；现代后，赞美的声音逐渐增加，1949年后，评论转向赞美王安石。简单地说，哪种评论是对是错都不合适，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一、王安石变法思想的价值
王安石变法的最初原因是，基于宋代的政治经济体制，神宗时，冗官冗兵问题过于严重，导致国家财政出现问题。由于其官方制度和军事制度问题涉及到宋朝建国的基础，没有人有信心和勇气削减这种可以结束唐末五代动荡的祖先的方法。因此，为了充实国库，有必要通过相应的政策手段，在不动摇国家的同时取得同样的成果。王安石变法也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一背景也注定是王安石变法实际上是一场以经济为主，涉及政治、军事的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
苗法者，以常平
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使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所有上供之物，都要迁移贵便便便，用近易远，预测在京仓库的办事处，能便宜蓄买。保甲法，籍乡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都授予弓弩，教之战阵。免役法，根据家庭的高低，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到单丁、女户，原本无役的人，也一概赔钱，称之为助役钱。市易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丝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罚款百分之二。保马法，凡五路义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或官与其直，使自市，岁一读其肥瘠薄，死者补偿。方田的方法是东、西、南、北各千步。当41顷66亩160步为一方时，9月份以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毛，色号分为五等。
——————《宋史王安石传》
其中几个更重要，对后续的变化趋势有深远的影响：
1.青苗法，事实上，这是把政府变成向农民贷款的银行。每年，当幼苗不接收时，农民可以向政府贷款，收获后返还。贷款利息低于房东和商人的贷款利息。
2.均输法，是政府集中采购储蓄粮食制度。过去，各级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中央政府缴纳一定数额的粮食税，无论收获如何，每年都是平均的。新颁布的《平均损失法》要求地方政府在首都设立专用仓库，在收获时大量购买，以解决道歉时的税收问题，并用货币代替实物纳税。
3.免役法，这是一个公平的劳动制度。规定全国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义务为国家服务。地主、官僚、富人等。，如果你想免除劳动，你必须支付代役金，即“免役金”，由政府雇佣。
4.市易法，这是一个抑制价格的制度。事实上，政府具有现代中央银行和物价局的职能。政府设立市易司，筹集一定资金。当价格低廉时，政府将购买；等到价格上涨，再出售。通过昂贵的销售、廉价的购买和贷款商家来控制商品价格的目的是防止商家垄断，实现资本增殖。
5.方田均税法，就是对漏税耕地和田赋进行清查整理。对全国耕地进行清查，多发现360万亩；对全国耕地进行重新评估。根据肥沃和贫瘠，它分为五个等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税收。
为了增加国家收入，这些法律法规都是标准的“经济法”。其中，免役法和方田均税法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历代，即通过土地验证和劳动分类增加税收。然而，青苗法、均输法和市易法在整个古代社会极为罕见。借助今天的知识，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干预政策，政府实际上可以进入市场，加快货币流通，从而增加社会财富。这就是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国用足”。在一千多年前的农业社会中，王安石的思想无疑是非常先进的，涉及的经济知识远远超过同一时期的所有人，这是一个伟大的地方。另一方面，由于他的思想与周围的人不一致，改革的阻力特别大，王安石一生都知道困难，坚决贯彻他的信念，这也是他的伟大之处。
二、王安石变法问题
那王安石变法的问题在哪里？在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宋代的商品经济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发达，但毕竟还是属于标准的农业社会。一方面，这个社会缺乏完整的市场经济， 王安石先进的经济思想不能以市场形式运作良好，只能依靠政府的强制力量，通过所谓的“可见的手”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一个庞大的农业帝国不可能以适当的方式有效地完成这个超时代的经济调整任务。因此，其结果是，美好的愿望在实践中无法实现。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王安石只能进一步增强政府的权力，以强制性的方式进行推广。强制性推广注定了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必须绝对占主导地位，导致经济改革成为绩效评估。为了取得良好的评估结果，官员只能进一步增强政府的强制力，扭曲市场，从而使最初的理想得以实施。这是当时社会状态下不可逾越的恶性循环。
对此，王安石的政治竞争对手非常清楚，尤其是作为反对派领袖的司马光。司马光不是一名经济学家。他没有王安石的愿景。可以看出，通过增加流动性来增加财富的方法。在他的思想中，国家的财富是固定的。如果政府多了，人民就少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当然是错误的。但必须注意的是，作为一名伟大而严谨的历史学家，司马光的观点可能缺乏创造力，但这些观点都是经过多次历史验证后获得的。。基于中国农业社会的现状，司马光明白了今天的所作所为，无论包装多么精彩，都逃不出桑弘羊与人民争利的结局。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安石和司马光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人物：王安石视野开阔，思维先进，但忽视了现实的客观状态；司马光思想保守，缺乏创造力，但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明白同一土壤最终是同一水果。司马光显然代表了农业社会中士和医生的特点。因此，当时名人站在司马光一边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王安石变法的后果
王安石改革后，国库迅速丰富，国家财政的充足一直受益于徽宗时期。然而，这种财政充实违背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初衷。王安石的初衷是“去重聚，宽大农民，国家可用，人民财富不稀缺”，不想让人民在这个过程中遭受损失。但事实上，这种变化最终毫不奇怪地变成了“与民争利”。
由于王安石的理论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土壤，自然无法实施。然而，基于这一政策的实施是由政府强制执行的，因此官员自然会评估这一大杀手。各级官员接到命令后，必须完成相应的新法律任务；官员再次分配到下层，最终落在人民身上。此时，政策已经完全走形。如青苗法，本来是保护青黄不接时期农民生活的贷款，变成了强制摊派增税的高利贷。新法下，国库里的财富和丝绸充满了民间的血泪。
同时，在官员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劣币效应。也就是说，官员越残忍，越能通过各种新法律从民间剥削，缴纳更多的税，从而获得更快的晋升。这就是为什么除了王安石，变法派的人都是第一只老鼠两端的奸臣或者手段恶毒的酷臣，因为这是反向淘汰的结果。
王安石一定对这种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但他并没有太多地调查这个问题——既没有纠正评估方法，以避免不择手段地支付更多的税款，也没有严厉惩罚在这个过程中作恶的官员。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他需要太多的成功，他必须迅速向上帝证明他正确的变化。由于那些诚实的官员反对，他们只能提拔那些迅速取得成就的官员。至于这些官员是奸诈的官员还是酷的官员，这并不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他的政策将完全失去向下执行的腿和脚，成为一纸空文。二是他仍然对自己的新方法充满信心。他相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所以他也认为这个过程中的问题要么是对手故意夸大的，要么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弯路”。有问题没关系，过了这个坎就好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面对人民的新法，他没有表现出基本的人文关怀，甚至说:“祁寒暑雨，人民依然怨恨，没有庸俗的同情。“这样的话，连一向支持他的宋神宗都看不下去，感慨“祁寒暑雨的怨恨是否无邪？”的确，为了自己的政策成功，把人当棋子，甚至让人连抱怨的权力都没有。这怎么可能成功？
也正是为了改革，增加了政府权力，提高了皇帝的集权，使用了大量为目的不择手段的奸臣。因此，王安石的改革不仅造成了“国富民穷”的后果，还造成了另一个后果:提高党争和君主集权。
宋朝开国后文治措施宽松，党争不严重。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更多的是君子和而不同。然而，由于王安石在改革过程中引入了大量雄心勃勃的政治力量，残酷地打击了旧党的新政效果，使以往和谐的政治形势一去不复返。从那时起，北宋几乎所有的历史都充满了新旧二党的残酷斗争，国家开始进入内耗严重的大折腾时期。这种折腾极大地损害了宋朝的活力，大量的政治精英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使用了自己的力量，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国力。
另一方面，自北宋以来，君主和相权相对平衡，大臣们对皇帝有许多限制。许多政策都是通过君主和大臣的科学和周到的研究引入的，以尽可能避免错误。这种优秀的政治模式背后是“北宋出相”。但由于王安石在士大夫中的巨大阻力，因此在中央层面，必须以君权的增加客观地强制执行新法律。此后，新法用废弃物，但君主权力的失衡继续下去。以至于当君主无道时，士大夫层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纠正错误，这使得北宋最终被一系列失误政策毁了。
四、王安石评价的变化
王安石出生时很大。即使他停止了新法律，他也一时没有受到影响。他死后感到非常难过。直到宋高宗时期，赵鼎和吕聪的建议被采纳，“暂停寺庙分享，削减王封”。从那时起，王安石的评价一路下降。因为，就结果而言，王安石确实是个失败者。虽然他的新法律充满了国库，但它严重剥削了人民，不仅违反了社会道德，而且动摇了统治基础；此外，他的行为客观地导致了党的争端和君主权的失衡，使北宋政治血腥，最终失去了外敌。从这个角度来看，贬低他是有道理的。
然而，近代以后，对王安石的评价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安石成为“11世纪中国改革家”，成为请命对抗大地主顽固派的忠臣。这种评价有其重要的历史背景。近代以后，由于缺乏变化，中国从中国的地位上下降，被列强欺负。此时，“变革”成为最时尚、最政治正确的口号。王安石作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改革家，自然再次受到重视。而且，与王莽这样的改革者不同，王安石的思想确实是先进的，理论上是可取的。因此，从后人的角度来看，王的思想自然会强调其有价值的一面，从而受到赞扬。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对激进变革极为赞赏。因此，一生致力于激进改革的王安石自然成为榜样，他的政策在理论上确实有对抗大地主的一面，迎合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性。对于王安石变法中的问题，要么被淡化，要么被归咎于大地主阶层的破坏，从而逐一消除。最后，王安石去世千年后，一步步从“乱国者”变成了“大改革家”，一度被捧上神坛。
五、王安石应有的地位
事实上，说王安石是“大改革家”当然是对的，因为他确实致力于改革和实践；说他是“混乱”也是对的，因为改革不一定是对的，改革可能是好的或坏的，王安石改革的后果只是把整个朝廷和帝国人民引向了坏的一面。从结果来看，他的错误是毫无疑问的。
总的来说，我认为王安石是一个理论上的先锋，行动上的冒险家，政治上的赌徒。他的思想超越了《纽约时报》，这既是一种优势，也是一种负担。因为他对自己的理论有信心，他鄙视历史上的教训，忽视了同一历史土壤的客观事实，希望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的道路。当这条路出现问题时，他只能通过不断破坏现有的平衡来加强，最终引导北宋朝走向不归路。诚然，改革必须打破过去，但绝不能盲目忽视客观情况。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政治家都必须为自己的后果付出代价！我们不能因为它的动机而减少对其后果的批评——否则，我们不能向许多受其影响命运的普通人解释。
过去，韩琦评论王安石，“安石有更多的翰林学士学位，但他不能成为一名助手。”当理论家在不切实际的土壤中使用自己无拘无束的想法时，后果是可怕的。这种错位也是王安石自己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