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4日谁率领了红军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_红四方面军鼎盛时期多少人

1929年1月14日谁率领了红军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踏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征程

1928年冬，国民党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蒋介石纠集湘赣两省6个旅18个团约3万人的兵力，气势汹汹地扑向井冈山。大敌当前，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红军的给养困难，怎么办？

1929年1月4日至7日，毛泽东在宁冈县柏露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联席会议，一是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二是研究采取“围魏救赵”应对敌人“会剿”的战略方针：决定由彭德怀率领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的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坚持内线作战；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向赣南进军，在外线作战，引开敌人兵力，以解井冈山之围。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踏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征程。

红四军下山之初，进展还比较顺利，但情况立即就变得越来越糟糕。正如陈毅后来向中央汇报时所说：“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探察等非常困难，敌人又采取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军90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复于平项坳、崇仙圩、圳下、瑞金四地连战四次皆失利，枪械虽未有大的损失，但官兵经30日左右之长途急行军已属难支。”毛泽东称“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但是，红军是一支新型的革命队伍，正如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在下井冈山途中颁发的《布告》所阐明的：“红军宗旨，民权革命，帮助工农，唯一责任”，“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为了实现解放劳苦大众，夺取全国政权的远大革命目标，红军岂能被暂时的挫折和困难所吓倒。

俗话说，两强相遇，勇者胜。客观上看，此时的“朱毛红军”属于弱者，但正是有了一往无前、斗志弥坚的勇者精神，红军才能绝处逢生，转败为胜。1929年2月10日大柏地一战，红四军以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全歼追敌刘士毅部800多人，缴枪800多支，取得了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第一次大捷。

大柏地战斗的胜利，打破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窘境，红军的行动也由被动变为主动。大柏地大捷后，红四军乘胜挥师宁都县城，守敌赖世璜望风弃城而逃。2月17日，红四军进抵离井冈山更近的东固地区，20日，与李文林率领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师。

但是，毛泽东、朱德、陈毅在东固得到一个失望的消息：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才半个月，井冈山就失守了，彭德怀已率部突围正寻主力而来，袁文才、王佐的第三十二团则转入深山，保存力量。

井冈山是回不去了，东固又不是久留之地，因为赣敌李文彬旅的3个团正向东固步步逼近，吉安守敌金汉鼎部也对东固虎视眈眈。下一步怎么办？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他分析，此时与敌人对垒强攻不利，应该抛弃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政策，采取打圈子政策，就是以变化无常的游击战来应付敌人的跟踪追击。

向何处去？向闽赣边界挺进！两年前，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就是率队伍在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湘赣边界井冈山站住了脚跟，如今，毛泽东想用同样的办法为红军寻找生机。

2月25日，红四军离开东固，经吉水、永丰、乐安、宁都、石城，于3月4日攻克广昌县城，9日，又迂回穿插至瑞金的壬田。此时，赣敌仍紧追不舍，毛泽东、朱德决定迅速撤离壬田，向福建长汀进发，目的是甩开赣敌追踪，到福建游击以图发展。

红四军向闽西进军的战略决策，还因为有中共福建省委的情报和建议。在红四军离开东固的前一天，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写道：省委已指示长汀、上杭、武平3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向红四军报告当地的情况，“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

中共福建省委的意见是：“红军转战千里，旦夕不休，尤其是这2个月来长期的奔走，一定是很疲惫，并以子弹缺乏，目前开回湘赣或开往广东很有困难，客观上的环境，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来作短时间的休息，是有可能的，因为汀杭与赣粤（省城）相距较远，同时福建的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

的确，福建没有真正的蒋介石嫡系部队，除驻扎在福州的海军杨树庄部外几乎都是地方杂牌军，如漳州一带的张贞部，闽中的卢兴邦部，闽西长汀一带的郭凤鸣部和龙岩一带的陈国辉部，战斗力都不是很强。更为有利的是，闽西地区的革命基础较好，共产党组织较健全，1928年的农民武装暴动虽然失败，但群众都发动起来了，闽西革命就象一堆干柴，一点即燃。这些都非常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历史证明了中共福建省委的战略眼光。

1929年3月11日，红四军从瑞金壬田出发的当天，就到达长汀县四都乡楼子坝村，12日进驻四都乡，适逢当地迎关帝庙会，毛泽东就在圩场边的井坪下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当晚，毛泽东在四都圩上的“协和店”客栈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红四军进军闽西后的行动方向。开始只是执行“打圈子”政策，继续在闽赣边境游击，按朱德的说法“并没有计划拿下长汀”。而是第二天出现的战况和中共长汀临时县委书记段奋夫的到来，使毛泽东、朱德作出了攻打长汀城的决策，“紧接着出现了在长汀的意外战果”。

3月13日，红四军大队人马正向渔溪方向开进，忽然从远处传来零星枪声。

“有情况，准备战斗！”朱军长发出命令。红四军指战员个个摩拳擦掌，准备迎敌。但迟迟不见敌人的踪影。

原来，当红四军昨天到达四都后，驻守长汀城的国民党福建省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就得到情报，马上派部属卢新铭补充团前来阻击，因惧怕红军，不敢正面交锋，只想放冷枪吓吓红军而已。

毛泽东、朱德根据经验判断，来犯之敌是乌合之众，决定主动出击消灭它。上午10时许，红四军兵分三路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敌人仓促应战，节节败退，红军奋勇追击，一口气追到长岭寨下的陂溪村。

这时，中共长汀临时县委书记段奋夫也来到陂溪与红四军接头。下午，在陂溪村头草坪上召开的红四军军委扩大会上，段奋夫详细汇报了长汀的情况：国民党驻汀防军旅长郭凤鸣原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开始跟随其兄郭锦棠在沙县、三元一带为非作歹，1926年北阀军入闽后，郭凤鸣摇身一变投靠新军阀，被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委任为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在长汀一带横征暴敛，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其内部又矛盾重重，士气低落，战斗力差。段奋夫还提供了一条重要情报，就在昨天，郭凤鸣已派卢新铭补充团前往长岭寨，企图凭险据守，阻止红军入城。

听完汇报，毛泽东高兴地说：“长汀群众基础好，敌人内部不统一，我们应该进攻长岭寨，消灭郭凤鸣，拿下长汀城。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熟透了的桃子，不吃才傻瓜哩！”不知是谁说了一句风趣话，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长岭寨，又名胜华山，山岭延绵，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距长汀城只有15华里，是进入长汀城的必经之路，成为长汀城的一道天然屏障。

3月14日凌晨，红四军兵分3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第三十一团担任主攻取道膝头脑印岭，直取长岭寨主峰；第二十八团从右侧取道白叶竹子岭攻占长岭寨另一制高点；特务营迂回敌后，抢占长岭寨以北的乌石岭，断敌后路。

战斗顺利进行。红四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很快抢占了长岭寨主峰和制高点，摆开阵势迎击敌人。郭部卢新铭团昨日遭受红军痛击后惊魂未定，无心应战，在红军的强大攻势下，敌人慌了阵脚，乱放几枪便四处逃散。

从汀城赶来督战的敌旅长郭凤鸣，在山下急得直骂娘，他亲自带领教导团、大炮营、短枪队等全部援兵向山上猛攻，妄图夺回山头，但几次反攻都败下阵来，最后，在红军的总攻下，郭部被打得七零八落，死的死，伤的伤，有的干脆缴械投降，郭凤鸣也被打伤了腿，躲进厕所逃命时，被打扫战场的红军战士击毙。

长岭寨战斗仅进行了3个小时，红四军一举消灭郭凤鸣旅2000多人，缴获步枪500余枝，迫击炮3门，机枪数挺，弹药无数，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长岭寨大捷后，红四军乘胜解放了长汀城。晌午时分，红军分两路从宝珠门和惠吉门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汀城。

朱德称：“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

长汀县城，古称汀州，自唐代以后都是州、郡、路、府的所在地。长汀毗邻江西瑞金，境内有汀江航运直下韩江，通往潮汕，连接香港、上海，当时的长汀城可谓交通便利，商贾云集，从而成为闽西重镇。

红四军解放长汀城后，司令部、政治部设在辛耕别墅，毛泽东、朱德、陈毅也住在这里。一进长汀城，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疲劳，便着手开展调查工作。当晚，毛泽东在辛耕别墅挑灯阅读《汀州府志》和《长汀县志》，初步了解长汀的人文历史。第二天，他吩咐长汀临时县委宣传委员黄亚光找来6种人开调查会，他们是老佃农、老裁缝师傅、老教书先生、老钱粮师爷、老衙役和流氓头子，都有20年以上的行业实践，社会阅历丰富。

调查会一开始，毛泽东笑着说：“今天一不讲行军，二不讲打仗，只讲你们熟悉的事情，长汀的土豪劣绅有哪些人？谁最会欺压百姓？这些你们最清楚，最有发言权”。

毛泽东在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和蔼、谦逊的态度，很快打消了老人们的顾虑，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说了出来。毛泽东一边仔细地听，一边认真地作笔记，还不时问这问那。毛泽东虚心向群众学习的作风，让参加调查会的谭震林、黄亚光等人深受感动。

毛泽东通过调查，全面了解了长汀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迅速而准确地制定了打土豪、筹款的政策和对象。毛泽东同时发现，国民党在闽西的统治十分薄弱，而闽西的革命力量有相当好的基础，因此，毛泽东、朱德最初曾经决定红四军趁胜继续东进，在永定、龙岩一带创造更为广阔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然而就在此时，毛泽东从各种报纸上获得一个新的消息———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由争夺湖南统治权而演变为军事对抗，各派军阀调动大军迅速集结于华中两湖地区，蒋桂战争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毛泽东意识到，蒋桂战争将是牵动全国政治局面的一场大战，国民党军阀的分裂必然将暂时放松对红军的军事进攻，从而给工农武装割据的创造与发展提供新的机会。根据局势变化，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改变向闽西腹地推进的计划，于是决定召开会议，讨论时局和确定红军新的行动方针。

3月20日，毛泽东在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段奋夫、黄亚光等几位长汀县委委员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全国革命形势和福建、江西、浙江三省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提出了在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局势下，红军的行动方向和战略方针。会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相连接”。

这一计划清晰地勾划出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蓝图，对于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具有转折性的历史意义。

为了加强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会上正式批准成立了中共长汀县委，段奋夫任书记，王仰颜任组织部长，黄亚光任宣传部长，委员还有罗旭东、黄德山等。会议还布置了红四军在汀期间的工作计划。

红四军在长汀县委的配合下，立即开展了政权建设、武装斗争和打土豪分田地等工作，土地革命的烈火在汀江两岸熊熊燃烧。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红四军在长汀印发了《共产党宣言》《告绿林兄弟书》《告全国士兵书》《告商人及知识分子》等文告和中共六大文件，并派出大批宣传员到城乡各地张贴，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

3月21日，红四军兵分3路深入长汀城乡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筹款斗争，把没收来的粮食、衣物分发给广大群众，在较短的时间里筹集了军饷5万余银元。

红四军的到来，促进了长汀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短短几天，“在汀州组成了二十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比以前发展二倍”。

3月下旬，在云骧阁召开长汀各界民众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 由21名委员组成，下设军事、土地、财政、宣传、内务、妇女6个部，邱潮保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在红四军的帮助下，还建立了一支60余人的长汀赤卫队，林俊任党代表。

红军入闽的第一仗———长岭寨大捷后，红四军乘胜解放了长汀城，当时就是从宝珠门和惠吉门两座古城门浩浩荡

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红四军在长汀进行了整编，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全军设3个纵队，共有3000多人，1700多支枪。红二十八团编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党代表陈毅（兼）；特务营、独立营合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党代表代表谭震林；红三十一团编为第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每个纵队下设2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设3个大队。在分兵游击时，“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与集中，都很便利”，充分发挥了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红四军在长汀利用筹集的军饷购买布料，裁缝工人日夜赶制了4000套军装，发给红军指战员每人一套。这是红四军第一次统一服装，从此军容整齐，英姿焕发。

红四军首次入闽，解放长汀城，动摇了国民党在闽西的反动统治，促进了闽西革命形势的发展，“各县农民，一闻朱、毛红军到长汀，便先后爆发斗争”。更重要的是，红四军在长汀得到休整和壮大，并制定了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计划，从此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正如朱德所说：“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

在创建中央苏区的伟大斗争中，长汀见证了一个个红色经典———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第二次入闽，“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迎来了“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大好形势。

1929年11月下旬，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在汀州重聚首，28日红四军前委会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着手制定建党建军的纲领。

1930年6月，在长汀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一军团），毛泽东任总政委，朱德任总指挥，下辖3个军1万多人，标志着红军的壮大和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1932年2、3月间，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福建军区在长汀成立，长汀成为福建苏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被誉为“红色小上海”。

1934年9月，红一军团、红九军团等在长汀进行了中央苏区最后的保卫战———松毛岭战役，长汀成为中央红军的长征出发地之一。

长汀，中国革命的一座历史丰碑！

1929年1月14日，为了从外线打破国民党军对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离开井冈山向赣南出击，一路遭到敌军重兵围追，2月10日，决定利用瑞金大地柏的有利地形，伏击尾追之敌人。去得了胜利

红四方面军鼎盛时期多少人

1933年8月，红四方面军整编成5个军。原4个师扩编为军（红4军，红9军，红30军，红31军），同时收编了川东游击队（红33军）

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倪志亮

红四军：军长：王宏坤， 政委：周纯全

红九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

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

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政委：张广才

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

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到达顶峰时期，共辖5个军11个师32个团约10万人。